大儒-- 陆九渊

宋明理学在南宋时期，分化为“理学”和“心学”两个系统，陆九渊是“心学”的创始人。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是指宋明时期，以研究儒学经典“四书”、“五经”之义理的“义理之学”；从狭义上讲，是指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共称。因为无论程朱之学或陆王之学，都把“理”（或称天理）作为其学说的核心范畴。理学是后期封建社会中占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思想意识的集中体现，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刻和巨大的。作为理学中的“心学”一系创始人的陆九渊，自然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豪门苗裔聪颖早悟志气高
陆九渊，字子静，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卒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江西抚州金溪（今江西临川县）人。由于他在中年以后，到贵溪的象山居住讲学，又自号“象山居士”，故学者称他为象山先生。

据《象山先生行状》记载，陆九渊的远祖为妫姓，战国时期，取代姜姓齐国的田氏先祖敬仲（田完），就是妫姓之后裔，所以陆家的祖先又姓田。陆九渊家族一系，是齐宣王之少子元侯田通传下来的，因当时四通的封地在平原盘县陆乡，他于此定居，故改为陆姓。自四通下传至第42代的陆希声（陆九渊的八世祖），做了唐昭宗的宰相。五代末期，陆家因避战乱，才迁徙到江西抚州的金溪，购置产业，是当地声望很高的豪族大姓。但是，从陆九渊的高祖到他父亲四代，都没有人做官，这是陆家处于衰落的时期。陆九渊为其弟九叙所写的墓志铭中说：“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陆象山全集》卷28）又说：“吾家素无田，蔬园不盈十亩。”（《陆（九皋）修职墓表》，同上卷28）他们主要是靠开药店的生意来维持生活。不过，这个没落的官僚世族家庭，传到陆九渊这一代，由于他的二哥陆九叙善于经营，经济状况又大有好转，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陆九渊的父亲名贺，生九渊兄弟六人，陆九渊最小，他的四哥九韶、五哥九龄，都是当时较有名气的理学家。陆家也是世代崇尚儒学的书香门第，陆九渊的高祖陆有程，就是一位“博学，于书无所不观”的学者；曾祖“能世其业，宽厚有容”；其祖父陆晋“好释老”；其父亲陆贺也是一位典型的儒生。（上引均见于《象山全集》卷27）

陆家世代谨守礼义，是一个典型的宗法制家族。九渊的父亲陆贺“究心典籍见于躬行，酌先儒冠，昏丧祭之礼行之家，家道之整着闻乡里。”（同上）完全按照封建制度的礼仪来整治家风，后来孝宗皇帝赞扬说：“陆九渊满门孝弟者也。”（《象山全集》卷36《年谱》）这个典型的封建宗法制家族，在《宋元学案》卷57中有如下介绍：

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选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内（纳）、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陆九韶）以讽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是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

上述介绍表明，家规十分严格的陆氏家族，是完全按照宗法制度管教族人。陆九渊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训练出来的封建礼教之代表人物，由于他能严格奉行这个制度，所以《年谱》说他“事继母（其生母早在他幼年时即逝去），与诸兄曲尽孝道。”由于九渊兄弟有孝亲的名声，所以其一家都受到宋孝宗的赞扬。

陆九渊自幼聪明好学，是一个早熟儿童，《行状》说他幼年时期不喜欢游玩，“敬重如成人”。他善于思考，“遇事物必致问”，三四岁时，“一日忽问：‘天地何所穷际’？”其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寝食。”五六岁时，“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亦尝问人曰：‘伊川之言，奚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上引均见《象山全集》卷33《行状》）开始怀疑程颐的学说，认为同孔孟不一致。这说明他很善于思考，在学习中能够提出问题，具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受权威的束缚。这种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对他后来能够在学术研究中自成一家，有着重大的关系。

勤学好问和早熟的陆九渊长到十六七岁时，更是少年气盛，能为国事担忧。《年谱·绍兴二十四年》，陆九渊16岁：“读三国六朝史，见夷狄乱华，又闻长上道靖康之事”，便慨然剪去长长的指甲，开始学习骑马射箭。并且说道：“吾人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优游，亦可为耻。”（《象山全集》卷36）从此便立下了抗金复国之志。所谓“中国夷狄之辨”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然其反抗侵略、恢复统一的要求，则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对于那些不关心国家安危，只顾眼前享乐、但求苟安一时的无义之徒，他深以为耻、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是值得称赞的。

二、功名早成治理荆门有政绩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陆九渊参加乡试，以《周礼》中举，名列第四，考官王景文对他的考卷内容十分满意，笔批说：“毫发无遗恨，波澜独老成。”这表明，青年时期的陆九渊，不仅学问很好，并且已经成熟了。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再参加乡试，又以《易经》中举。次年赴京应南官试，一举中了进士，当时主持南宫的考官就是吕祖谦，他早闻陆子静之名，敬其人而爱其文。事隔多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感受说：那时看了你的高文，顿觉心开目朗，就知道作者是江西陆子静了（《象山全集》卷33《行状》）。此后，陆九渊在学术界的名声更大了，“时俊杰咸从之游，先生朝夕应酬答问，学者踵至，至不得寐。”（同上）从这以后，他开始了讲学生涯，同时也进入了仕途生活。

中进士后，于宋孝宗淳熙元年授迪功郎、兴隆府靖海县（今江西靖安县）主簿。淳熙九军（1182年）又被推荐为国子正，到太学任教，接着再迁敕令所删定官（担任修订法令之职）。淳熙十三年（1186年）冬，主管台州（府治在今浙江临安县）崇道观。淳熙十六年（1189年）知荆门年（治所驻今湖北荆门县，下辖荆门、当阳二县）。当时的荆门距金人治区不远，他听说金人有南侵之意，仍然携带家眷赴任，表现了他热心报国之决心。荆门地区位于长江以北、汉江以西，境内民情复杂，吏风不良，工作任务十分繁重。陆九渊与罗春伯的信中说：“不少朝夕，潜究密考，略无稍暇，外人盖不知也，真所谓心独苦也。”（《象山全集》卷15）。在荆门任职期间，陆九渊主要做了下面几件事：

第一件事，为了防御金人南侵，修筑了荆门城池。荆门素无城池，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战争之地，在当时也是第二防线，地处长江、汉水之间，为四方云集之地，于此地加强防御，可以南捍江陵，北援襄阳，东护隋、郢（指湖北隋县至江陵一带）之胁，西当光化（在今湖北西北部）、夷陵（今湖北宜昌）之要冲。他认为，只要荆门强固了，周围地区才有安全感。在筑城过程中，陆九渊亲自到现场督工，经过一番努力，用较短时间，一道新的荆门城墙和护城河终于建成了，这就加强了荆门地区的国防设施。此外，他又组织了烟火队，加强了抗金实力，维持了地方秩序。

第二件事，在修筑城池的同时，又修建了郡学贡院和客馆官舍。

第三件事，整治了军士的逃亡现象，整饬了公务人员的纪律。

第四件事，改进了税收工作，简化了税收制度，减轻了商税，制止了官吏对商人的额外勒索，招来了四方客商，繁荣了市场，使商税有所增加。

此外，他在荆门还积极进行了讲学活动。每逢朔望及暇日，都到府学去讲课。一次，他讲《洪范》《皇极》一章时，竟有吏卒、士人和百姓五六百人听讲。

陆九渊本来想在荆州施展抱负，但上任仅一年零三个月便病死于住所。短短的一年，就作出了很多成绩。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某在此，士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学者，郡无逃卒，境内盗贼决少，有则立获，溢碟有无以旬计……”。（《象山全集》卷17《与邓文范》）在任期中，他做到了“政行令修，民俗为变”（《续资治通鉴》卷152），受到当时丞相周必大的称赞。《宋史·陆九渊传》说：“丞相周必大赏荆门之政，以为躬行之效。”陆九渊深有体会地说：“大抵天下事，须是无场卷之累，无富贵之念，而实是平居要研核天下治乱、古今得失底人，方说得来有筋力。”（《象山全集》卷6《与吴仲诗》）当然，陆九渊毕竟是一位学者，在他的一生中，扮演的重要历史角色不是官吏，而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一个鼎鼎有名的“心学”开创人。

三、传经论道创建心学成一家
自公元1172年中进士之后，陆九渊便开始了他的授徒讲学生涯，即使在做官的任期中，也没有停止过教学和学术活动。

刚中进士客居临安时，就有许多士人慕名前来求教，陆九渊“朝夕应酬答问，学者踵至至不得寝者余四十日”（《全集》卷33，《行状》）。首先向他拜师的人，就是富阳主簿杨简。他于秋天回到金溪老家时，“远迩闻风而至，求亲炙问道者日盛。”（同上）在家候职三年中，将家中的槐堂辟为讲学场所。在此期间，便确立了自己以“本心”为其学说基本范畴的理论思维方向，从事“心学”体系的建设，很快便树立起同朱熹以“理”为中心范畴相对峙的“心学”派别。由于陆九渊在宋代新儒学中独树一帜，积极宣扬了“心即理也”的心学本体论学说，顿时就在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当时另一位着名学者吕祖谦有鉴于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适从。”（《全集》卷36《年谱》）企图通过互相交流来调和两家之分歧。淳熙元年（1175年），邀请了陆九渊、陆九龄和朱熹一同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学术讨论。与会者除陆氏兄弟和朱熹、吕祖谦四人之外，还有赵景明、刘子澄、赵景昭等人。

“鹅湖之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即治学和修养方法问题。据记载：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同上）。

讨论一开始，陆氏兄弟便各做一诗以表白自己的观点，他们在诗中称自己的为学之方是“易简功夫”，讥讽朱熹的治学方法是“支离事业”。朱熹听了二陆的诗，虽然很不高兴，但仍坚持讨论了三天。最后，由于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讨论没有达到预计的目的。鹅湖之会以后，“理学”和“心学”之分就十分明显了。

所谓“易简功夫”，就是教人先要树立一个基本立场，这就是通过“切己自反”来“发明本心”，即所谓“先立乎其大者”。陆九渊认为，如果这样做了，即使“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全集》卷34语录上》）。所谓“支离事业”，是指朱熹要求通过“格物致知”和“泛观博览”去认识与掌握“天理”的方法，陆九渊称此种方法为“支离事业”。在陆九渊看来，“易简功夫”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久大”功夫，“支离事业”毕竟是时浮时沉而不可靠的。

尽管双方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但他们之间的讨论，仍然是一次自由讨论，彼此都能各抒己见，并未出现水火不相容的现象。由于双方都能求同存异，互相尊重，自鹅湖之会以后，朱陆二人常有书函来往，交流意见。特别应该提到，在鹅湖之会五年之后，陆九渊带领了几个学生去拜访朱烹，当时朱在南康做知州，主办了驰名全国的“白鹿洞书院”。当陆九渊到南康时，朱亲率同僚、诸生迎接。在此期间，还对陆表示了爱慕之情，为其兄九龄撰写了墓志铭，还特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九渊以《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作了精彩发挥，听者无不为之所动，给白鹿洞书院的师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朱熹也非赏赞赏陆的讲演，他写道：“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肯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棘然动心焉。”（《朱文公集》卷81）当时，又请陆九渊将此次讲学之讲词书写成文，作为白鹿洞书院的一分讲义。

关于朱陆之间在学术上的辩论，在前面的《朱熹》评传中已有所述评，这里应该补述的，是他们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在评价中表现了陆九渊比朱烹更有真知灼见。当时的宋高宗赵构把北宋的衰微归之于王安石的新法，他继续了守旧派的成见，支持这些人对王安石的贬责。朱赢也极力攻击王安石，陆九渊则不以为然，他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赞扬王安石说：

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全集》卷19）

在这里，陆九渊对王安石的品德、政绩和学术成就都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用“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和“洁白之操寒于冰霜”来赞颂王安石的高尚人品，用“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赞扬了王安石的学说和政治改革；用“勋绩必为伊周”高度称颂了王安石的历史功绩；用“道术必为孔孟”肯定了王安石在学术造诣上的重大成就。这个评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浓厚的理学气氛中，无疑是大胆而可贵的见解，表现了陆九渊的正直和与众不同的见识。

陆九渊讲学活动的最盛时期，是他在淳熙十三年（1186年）主管台州崇道观期间，这是一个闲差，他有机会回到故里，专事讲学活动。《年谱》记载了当时的盛况说：“学者辐揍，时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小，溢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全集》卷36）说明陆九渊当时的学术活动在社会上影响之大。第二年（1187年）他受门人彭兴、宋世昌等人邀请，去到风景秀丽的贵溪县应天山讲学，他们在山上修建了精含，聚集了一批学生，定居下来，进行讲学活动。又次年，陆九渊见此山状如大象，因改应天山为“象山”。“学徒结庐，先生既居精舍，又得胜处为讲堂及部勒群山阁，又作圆巷，学徒各来结庐，相与讲习。”（《全集》卷36《年谱》）当时，他给侄孙陆濬去信中说：“山间近来结庐者甚众，诸生始聚粮相迎，今讲堂前又成一阁，部勒群山，气象亦伟。”（同上）规模之盛，令陆九渊十分惬意。他在应天山住了五年，其间来见教者逾数干人。这个时期，他充分地阐发了自己的“心学”理论，其影响也逐渐扩大，这是陆九渊的学术高潮时期。他在《与路彦彬》的信中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自是而始亦明也。”（《全集》卷10）自认为是孟子之后的正统儒学继承者。他不承认朱熹是“道统”的继承者。陆九渊的讲学活动，直到1193年卒于荆门为止。当时能同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相并立者，恐怕主要就是从儒学中异军突起的陆氏心学了，尔后七百年间，“心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

四、“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论
陆九渊的思想体系一般被称为“心学”，因为这个思想体系是从“心即理”这个命题出发来展开的。

据《象山先生行状》记载：陆九渊“年十三……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忽然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已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这就是说，宇宙中的事，就是自己分内之事；自己分内之事，就是宇宙中的事。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进一步发挥说：

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而圣人出焉，同此心也，同此理也。”（《全集》卷35）

东、西、南、北海泛指宇宙空间，概谓之“宇”；千百世之上、下，泛指时间，概谓之“宙”。他认为宇宙之中，此心此理是同一的。因此，陆九渊又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全集》卷1《与曾泽之》）他批评朱熹析心与理为二，强调心与理合一，并且更明确地提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全集》卷11《与李辛2》）“心即理”是陆九渊心学体系的基本命题。在陆九渊看来，“理”不在人的心外，它存在于人的心中，只有通过人心的活动，才能感知天地万物的存在，才能体认天地万物之理。虽然讲心理合一，但必须通过人心的活动，才能体认“理”的存在，认识它的内容和实质，这就是后来王守仁所说的“心外无理”。

那么，陆九渊所讲的“心”，究竟指客观性的人心，还是指他自己主观的心呢？他说：“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人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是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全集》卷35，《语录》）从字面上看，这个“心”包括了他自己的心，朋友的心，千百载之上圣贤之心，千百载之后圣贤之心，自然是客观的“心”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指最后那个“我之心”，因为只要“尽我之心，便与天同”。因此，他的这个与“理”等同的“心”，基本上是指作为主观精神的“我之心”。这个“我之心”是根据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而来。他说：“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同上卷1《与侄孙濬》）这就是说，从前的圣贤之心，同我的心是一致的，只是先于我心所得而已。他自认为是孟子以后心学的继承人。十分明显，陆九渊是一个彻底的主观唯心论者。

对于“万物皆备于我”这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陆九渊作了如下发挥：

孟子曰：“所以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语之本心也。”（同上）

既然自己生来就具有“天之所与我”的“良知”和“良能”，只要将这种先天的良知良能发挥出来，使之充分发生作用，做到“尽我之心，便与天同”。因此，他又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全集》卷34）他甚至还提出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同上）的论断。在这里，陆九渊不但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体用关系，并且还无限制地夸大了主观精神——“心”的作用。

虽然讲心理合一，但心与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为了进一步弄清“心即理”这个命题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还需要全面、正确地理解这两个范畴在陆九渊哲学体系中的真实涵义及其相互关系。在陆九渊的学说中，“理”这个范畴具有以下三层意义：

第一，“理”是宇宙的本原。陆九渊说：“塞宇宙，一理耳。……此理之大，岂有限量？程明道所谓‘有憾于天地’，则大于天地者也，谓此理也。”（《全集》卷12，《与赵泳道》）“此理在宇宙之间，未尝有所隐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顺此理而无私焉耳。”（《全集》卷11，《与朱济道》）意思是说，充塞宇宙的，是无限量的理，天地万物都是“理”的表现，理即天地万物之本原。

第二，“理”是自然、社会的总规律。自然、社会、天地鬼神都必须遵守这个总规律。他说：“天覆地载，春生夏长，秋敛冬肃，俱此理。”（《全集》卷35，《语录下》）“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全集》卷11，《与吴子嗣》）“此理充塞宇宙，谁能逃之？顺之则吉，违之则凶。”（《全集》卷34，《语录上》）由此可见，陆九渊的“理”，就是宇宙的总规律，这一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不能违背它，“顺之则吉，违之则凶”。

第三，礼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礼法制度、纲常伦理的最高准则。他说：“礼者，理也”（《全集》卷12，《与赵然道4》）。又说：“典礼爵刑，莫非天理，……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全集》卷19，《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爱其亲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见孺子将入井而有惊惕恻隐之心者，此理也；是知其为是，非知其为非，此理也；宜辞而辞，宜逊而逊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之事则恶之者，此理也；敬此理也，义亦此理也。”（《全集》卷1，《与曾宅之》）总而言之，“理”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纲常伦理、礼仪法度的最高准则。

“心”的范畴也具有三层涵义；

第一，“心”是人身之本。他说：“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全集》卷19，《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第二，“心”是天赋予人的道德观念。他说：“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与我者，即此心也。”（《全集》卷11，《与李宰》）“四端”即孟子所讲的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端给或萌芽。陆九渊把它看做是人心的根本。

第三，“心”是宇宙之本源，它与“理”在作为宇宙的本原上是一致的。这就是他说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综上所述，陆氏哲学体系中的“心”，既是人身之本，又是天赋的伦理道德，也是宇宙的本源。它在不同的时空以及在人身中，作用都是相同的。这个“心”，是凌驾于一切之上，而又不脱离“吾心”的主体精神。“心”与“理”是同一的、相通的。因为他认为，万物之理不外是“吾心”的感悟，即所谓“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这样，他就把客观的“理”融和于主观的“心”，从而将二者统一起来，然后再把“心”扩大为宇宙的本原。这样，他就完成了从客观唯心论到主观唯心论的过渡。这就是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逻辑结构。

在陆九渊的哲学体系中，除了“理”和“心”都是宇宙本原这一共同性之外，他还认为“理”和“心”都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本体。由此推论，既然“心即理”、“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那么，封建的伦理道德也应该充塞于天地之间，人们遵守这种伦理道德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从“心即理”这一基本前提出发，陆九渊教人“自存本心”。他认为，只要能够“自存本心”，就可以充分了解认识天下之事物及其所以成为该事物的“理”，只要反省内求，“自存本心”，便可以搞好道德修养。因此，“自存本心”是陆九渊在认识论和道德修养上提出的“基本功”。在他那里，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是紧密相结合的。因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所以，认识宇宙真理和社会人生的道理，只须向内用功，发明本心，不必向外界探求。并且，只要按照“本心”的“理”去做，一切视、听、言、动都是对的。陆九渊说：“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缺，不必他求。”（《全集》卷39，《语录下》）并且认为，人们学习知识“不过切己自反，改过迁善”（《全集》卷34，《语录下》）而已。他甚至认为，人们若要完善自己，可以不必广读圣贤之经传，只要“求其放心”，发明“本心”就可以达到目的。这种“向内用功夫”、“发明本心”的思想，就是他把心作为认识源泉和认识目的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和修养论的基本内容。

五、一代宗师历史影响深且远
自二程建立了“理学”，又经过几代人，特别是朱熹的宣扬和发挥，到南宋前期已经十分盛行。与朱熹同代的陆九渊异军突起，建立了一个与理学相抗衡的“心学”体系，两派竞长争高，都自诩为儒学“道统”之正宗。这是中国儒学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来在孔、孟的唯心主义学说中，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两者兼而有之（这里的“理学”，指狭义方面以“理”为其哲学最高范畴宋明理学），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之区分，是从不同侧面发挥儒学经典之义理的结果。这两个派别的产生，是学者们长期为探索解决主客观关系的重大成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应该扬朱抑陆，也不应该扬陆抑朱。

陆九渊“心学”的建立，是我国思想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后来被王守仁加以扩充和发挥，便推向了高峰。它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发生过重大作用。“心学”在历史上的影响和作用，曾经产生过进步与消极反动的两种相反的作用。一方面，它是封建统治者用来作为维护封建统治、欺骗愚弄人民和镇压人民起义的精神武器。“心学”鼓吹“存心去欲”的说教，就是他们“破心中贼”和“破山中贼”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由于“心学”十分强调个人的独立思考和主观能动作用，“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精神，就是强调独立思考的表现，它对于冲破蛰“坐而论道”、不着实际、不求开拓进取的士风和政风，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因此，它又在客观上产生过一定程度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明清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如唐甄、李贽、谭嗣同等人，都曾利用陆王心学的一些理论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崇拜权威、破除教条，启发思维，宣传革新思想。

最后还应指出，产生于古代中国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主要指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还越过了国界，传播于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对这些地方的思想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例如“阳明学”对日本“明治维新”就曾起过一定的启蒙作用。直到今天，它还在一些地方被人们看作是很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十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