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人是: 麒麟

再说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黄伯思《东观馀论》以此诗为李白作，其中应有讹误，未足以信从。首先从《东观馀论》的编辑、流传过程来看，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八《〈东观馀论〉提要》，《东观馀论》是黄伯思死后由其子黄＠②编辑的。该著初编时共十卷，而今本所存仅有二卷。由此可见，《东观馀论》在编辑时或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曾发生过讹乱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在四库馆臣看来，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其一，《东观馀论》曾经经历过“传写合并”。其二，黄＠②在编辑乃父遗著时“于其未定之说，有所去取”。应该说，这种推测是颇合于情理的。果如是，则《东观馀论》自然难免会有他人之误说羼入其中。同时，既然黄伯思之子黄＠②“于其未定之说，有所去取”，这也告诉我们，黄氏之学虽有淹通渊博之称，但也不免有驳杂的一面。这样，黄氏之所得于道听途说者盖有以入之，而其子黄＠②或因受学识所限，所去未必皆中肯綮，至于有些讹误未能发现而编入《东观馀论》中。（注：事实上，《东观馀论》所记此诗，之所以只是对《李白谪仙诗》原诗并不连贯的节录，显然是黄氏误记造成的，这似可说明《东观馀论》中有得之于道听途说者。）意者此诗之出于《论书六条》，即当是由于“传写合并”或黄＠②“去取”过程中出现的讹误所致，将本不属于论书内容的此则资料误编入其中。倘如是，则所谓《论书六条》之题，即当是黄＠②编辑时所拟，而非黄伯思原著中所自有。既然这样，黄伯思虽著录了这首诗，但并不能证明此诗为李白所作。

既然程氏《续集》出于未经作者校订的坊刻本，其中大量存在与他集互见之诗，甚至这首《李白谪仙诗》也赫然列于其中，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疑问：我们如何证明此诗可信，而不在《续集》中不可相信的那一部分中呢？应当说，《续集》中大量的与他集互见之诗，确实使我们在此诗最后归属的问题上面临一定的困惑。但是，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一点，即并不能因为《李白谪仙诗》出于《续集》，即不加分析地断言其不可靠。事实上，就算《续集》也“真伪相半”，毕竟它还有另一半的诗不是伪作，这些佚诗，皆在《东坡前集》、《后集》所录之外，而赖《续集》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其中有不少他集互见之诗而将保存大量佚诗的《续集》整体地加以否定。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即曾对查氏将程氏《续集》中与他集互见之诗编为第四十九、五十两卷表示过不满。他说：“此二卷诗，查氏附于全集之末，为卷四十九、卷五十。其辨别自皆有据。但其中亦有难定为必非先生诗者。……至《新城道中》第二首、《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一首，皆确系先生诗。”（卷四十七，下）这里，冯氏虽未列出《李白谪仙诗》，但这已足可说明查氏《续集》所列之诗也并不皆非苏轼所作。同时，尤为重要的是，查氏虽将《李白谪仙诗》列于“他集互见”之中，但所根据的也只是《东观馀论》，而并非是《李白集》或其他文献中也著录了此诗，从而印证了《东观馀论》所记是正确的。因此，在未事先证明《东观馀论》所据可靠、确凿的情况下，即引以为据而将其列于“他集互见”之中，这还远不足以说明此诗即为李白所作；甚至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相对于证据确凿的其他诗，查氏将《李白摘仙诗》列于“他集互见”中，还是不妥当的。另外，还须注意的是，查氏虽将此诗列于“他集互见”中，但并未见得他即是说此诗为李白所作。细读查氏所加按语：“检《太白集》，乃无此诗。今据《东观馀论》，改编此卷。”这里只是说据《东观馀论》而将此诗由程氏《续集》卷一改编于此卷，并未即断言此诗为李白作。这一点结合查氏对其他“他集互见”诗所下的按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认识。查氏对于“他集互见”之诗，在判断的语气上是有差别的。举凡可以确认非东坡诗者，他的语气都非常肯定，故常常有“据以驳正”，或“断为某某作”的字样。但对这首《李白谪仙诗》，他却未轻下断语，否认此诗为苏轼所作。这种审慎的态度，也提示我们，查氏并非是将此诗视为一定是李白所作的，很有可能只是因为《东观馀论》也著录了此诗，并归为李白所作，他才不能视而不见地不把它列于“他集互见”之中。因此，并不能以《李白谪仙诗》出于程氏《续集》，而查氏又将它列于“他集互见”一卷为据，来否定此诗为苏轼所作。

今按，黄伯思《东观馀论》认为由李白所作的《上清宝典诗》，我们在苏轼诗集中，又看到了它以《李白谪仙诗》为题，完整地保留其中。（注：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外记》也曾引录此诗。然而，令人颇为费解的是，他对苏集著录此诗竟然未置一词，即以“似观化之后所言”为据，而视此诗为“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我们怎样因为李白不可能作此诗，而否认苏轼作此诗的可能呢？其实，所谓“我居清空表，君隐黄埃中”，乃是我——君、阳——阴对举，不能将“居清空表”理解为“观化之后”。）整首诗是这样的：
　　我居清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
　　把《苏轼集》中所存这首《李白谪仙诗》与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引诗句加以对照可以看出，苏轼集中所录者无疑是一首完整的诗，《东观馀论》所引者仅为《李白谪仙诗》的第一、二与九、十、十一、十二共六句，只是节录了全诗的一部分。就二者的共同部分而言，除了个别字上有差异外，余皆相同。《东观馀论》所引“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之“表”、“处”、“红”，以及“仙人持玉尺”中之“仙”，《李白谪仙诗》则分别作“里”、“隐”、“黄”与“佳”。对于这几处差异，细加体会，我们觉得也应以《李白谪仙诗》为是。通过两者的对比，可以肯定地说，《东观馀论》所引的《上清宝典诗》，原是出自这首在苏集中题作《李白谪仙诗》之中的。从黄伯思只是节录全诗的一部分来看，他似乎并未见到这首诗之全体。这就使我们自然生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这首诗究竟应如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说为李白所作，并题为《上清宝鼎诗》，还是应为苏轼所作而题为《李白谪仙诗》呢？抑或像王琦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从苏轼诗集中对此诗的著录说起。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将此诗视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黄伯思。在所撰的《东观馀论》卷上《论书六条》的第五条中，他这样说：“‘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这里，黄伯思明确指出了此诗为李白所作。然而，黄氏虽作此说，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一样，对其持论之理由与依据却并未作任何说明。在《东观馀论》指出此诗为李白所作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从宋元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到有人提起《东观馀论》中所记的此则内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黄氏此说，并援以为据，并在《李诗通》卷二十一的《附录》中，将这首诗辑录其中而题以《上清宝鼎诗》。《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补遗》也是据《东观馀论》而辑录的，也题以《上清宝鼎诗》。但是对此诗细加分析，我们不免疑窦丛生。疑问之一，此诗在内容上意脉模糊不清，颇不完整，不仅给人有头无尾之感，诗句间也并不连贯。诗中作者以“君”、“我”对举，又说“度君多少才”，这与诗题《上清宝鼎诗》显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话，那么，“君”又该作何指呢？这一点按照诗题来寻求，也难知所云，不得其解。疑问之二，此诗从形式上看，既非古诗，又非近体，音律上也较为混乱，读来颇觉不类。疑问之三，此则资料出于《东观馀论》中《论书六条》，检其他五条资料，内容上皆为论书，只有这一条则是论诗，内容与论书毫无牵涉，置于“论书”之中显然不合适。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使我们不能不对黄伯思《东观馀论》的说法产生怀疑。而后世在收集李白佚诗或整理《李白集》的时候，仅凭借《东观馀论》中这则疑问颇多的资料，未作仔细辨别即引以为据，盲目信从，将此诗作为李白的佚诗辑录，这不仅使上述疑问未能得到解决，而且使得问题又进一步复杂化。

第二，重视文学体裁的声律形式，首先将文学作品理解为一个声律结构，从而提出由音韵视角把握和划分文学史阶段的可能性。他说：
　　夫古之为诗，主乎音者也；江左诸公之为诗，主乎文者也。文者一定而难移，音者无方而易转。夫不过喉舌之间，疾徐之顷，而已谐于音，顺于耳矣。故或平或仄，时措之宜而无所窒碍。”[11]（卷中“古人四声一贯”，p.42）
　　由“文者一定而难移”可以看出，这里与音相对的“文”不是指文辞，而是指固定的格律，主音和主文的差别也就是自然音节与人为格律的不同。顾炎武显然是崇尚自然音节的，因为他赞赏“天籁之鸣，自然应律而合节者”[13]（卷四，《候人》，p.104）。按他的理解，“夫音与音之相从，如水之于水，火之于火也。其在诗之中，如风之入于窍穴，无微而不达；其发而为歌，如四气之必至，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这种自然和谐的音律，“岂若后世词人之作，字栉句比，而不容有一言之离合者乎？”[13]（卷一，《行露》，p.61）邬国平先生曾指出，顾炎武这种见解“貌似崇古尊经，其实是以倡古而求新，依其本质来看，是对诗律自由的憧憬和向往”，“蕴含着某种形式自由、诗体解放的思想意义，在诗歌批评史上值得大书一笔”[14]。联系上文所引“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来看，我认为他的评价是极中肯而有见地的。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顾炎武由“主文”、“主文”之异将文学史划分为两大阶段，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从音韵学角度把握文学史阶段性的研究视角。在这样一种特殊角度的观照下，声律之学兴起的南朝成了诗歌史上自然韵律写作和人为韵律写作的分水岭，这对通常为人鄙视，很少有人认真看待其诗歌史地位的南朝诗歌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启发了清代诗学中李ｙīｎｇ＠(13)《诗法易简录》、郑先朴《声调谱阐说》等著作从诗律学角度研究“齐梁体”的工作。这是清代诗律学中极富学术价值的成果之一。以《音学五书》的影响来说，顾炎武音韵学对清代诗学的影响是应该充分考虑的。
　　第三，顾炎武对诗歌音韵的研究还上升到音乐性的高度，对古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作了探讨。《日知录》卷五“乐章”条首先历时性地考察了诗与乐的关系，指出“诗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为乐，自汉以下乃以其所赋五言之属为徒诗，而其协于音者则谓之乐府。宋以下则其所谓乐府者，亦但拟其辞，而与徒诗无异别，于是乎诗之与乐判然为二，不特乐亡，而诗亦亡”。继而又阐明“古人以乐从诗，今人以诗从乐”的道理，解释“古人必先有诗，而后以乐和之”，是因为古诗天然有良好的音乐性，“古之诗大抵出于中原诸国，其人有先王之风，讽诵之教，其心和，其辞不侈，而音节之间往往合于自然之律。《楚辞》以下即已不必尽谐。降及魏晋，羌戎杂扰，方音递变，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协之音，而名为乐府，无以异于徒诗者矣”。这一点结合具体的乐府旧题来看就更为清楚：“乐府中如《清商》、《清角》之类，以声名其诗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类，以舞名其诗也。以声名者必合于声，以舞名者必合于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声亡矣，于是乎文章之传盛，而声音之用微，然后徒诗兴而乐废矣。”如此从语音演变的角度对乐府诗衰亡的原因加以说明，在清代乐府诗研究中可以说是很独到的见解。这番对诗、音、乐关系的讨沦，引发他无限感叹：“言诗者大率以声音为末艺，不知古人入学自六艺始，孔子以游艺为学之成。后人之学好高，以此为瞽师、乐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于两京，两京之音不存于六代，而声音之学遂为当今之绝艺。”[2]（卷五，pp.226～229）他不曾料到，自他开诗歌音韵学研究的先河，诗歌声律之学后来竟成为清代诗学热衷讨论的问题，以王士ｚｈēｎ＠(14)《古诗平仄论》、赵执信《声调谱》、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李宪乔《拗法考》、董文涣《声调四谱图说》等书为代表，各类著述层出不穷，蔚为专门之学，乃至成为清代诗学最具特色、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之一。

四、主音与主文：诗歌史研究的音韵学视角
　　顾炎武不只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同时名家朱彝尊许其“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10]（卷二二，p.672），后人悉推尊为清初大家。正如研究者已指出的，顾炎武论诗主学问，《与友人论门人书》提到当时喜王学的空虚之士，“其中小有才华者颇好为诗，而今日之诗，亦可以不学而作”，言下甚为不屑。他平生除潜心研习杜诗外，对阮籍、陶潜、李白、韩愈诸家诗也下过很大功夫，这由《日知录》卷二八驳正前人种种误解，可见一斑。但顾炎武之寓学问于诗学，最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学方面的知识。这是顾炎武诗学的独到成就，也是与关中学者交互影响的结果。从各种迹象看，顾炎武对诗歌音韵的研究颇受李因笃影响和启发。
　　清初是音韵学研究风气很盛的时代，许多著名学者都撰有音韵学著作，甚至有人伪造沈约《四声谱》以眩世（注：朱彝尊序张士俊校刊《广韵》，谓当时岭外妄人伪造沈约之书，有信而不疑者，参见章学诚《丙辰ｚｈā＠⑩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页。）。顾炎武本身就是这种风气的鼓动者之一。他毕生研究音韵学，《音学五书后叙》自称：“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虽然历史地看，或许“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江永《古韵标准》例言），但论定古诗无叶音，将古韵分为十部，并确立起方法论规范，还是在古音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历来也视此书为他毕生学术中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他将平生治音韵学的丰厚积累施于诗学，就为诗学注入了新内容，也为诗学开辟了新的学术途径。当代学者已注意到音韵为诗义服务是顾炎武诗学的理论特征之一，并略有阐发（注：邬国平《顾炎武文学思想得失探》，《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吴景山《顾炎武诗歌的创作理论与实践》，《兰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陈公望《顾炎武文学观管窥》，《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但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还不少。据我初步研究，音韵学在顾炎武诗学中的运用及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音韵开始研究诗歌，从音韵学的角度研究诗史。由于古音失传，《诗经》学中“音韵之学，其亡已久”[11]（卷一，《诗经原本序》陈士业评），顾炎武《答李子德书》曾举后人不明古今音读之异而妄改古书本字之例，感叹“学者读圣人之经与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谓之大惑乎？”因此他研究《诗经》首先从辨音入手，又“惧子侄之学《诗》不知古音也”，遂本明代陈第治古音之法，“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无非欲便于歌咏，可长言嗟叹而已矣”[12]（卷中“古诗无叶音”，p.35）。这种实证方法不只确立了清代古音学的方法论基础，也开了清代诗学中注重声律研究的风气。
　　顾炎武研究《诗经》音韵的结果，不仅得出上古韵分十部的结论并确立起方法论规范，还发现了一些古代诗歌写作的特点。比如，他指出古人用韵无过十字，韵多必转：“《三百篇》之诗，句多则必转韵。魏晋以上亦然。宋齐以下，韵学渐兴，人文趋巧，于是有强用一韵到底者，终不及古人之变化自然也。”他检核《诗经》的结果，只有《ｂì＠(11)宫》第四章用十二字。尽用此韵字未必不可以成章，但于意必有不达，是故末四句还是转韵。由此他得出结论：“以韵从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2]（卷二一“古诗用韵无过十字”，p.913）他认为这种差异是唐人以诗取士而有命题分韵所导致的，因此连杜甫、韩愈也不免其弊。他引《石林诗话》对杜甫《八哀诗》的批评，指出李邕、苏源明两篇中极多累句，确乎可为定论。他又说：“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唐以下人有强用一韵中字几尽者，有用险韵者，有次人韵者，皆是立意以此见巧，便非诗之正格。”[2]（卷二一“古诗用韵无过十字”，p.913）又举例论古人不忌重韵，说“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且或无其意而牵入他意以足其韵者千万也。故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上，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2]（卷二一“次韵”，p.931）这些结论都印证了他对古代诗歌音韵的基本认识，即顺其自然，无固无必，从中可以看出他在诗歌声律问题上的通达态度。不过他将此论推至极端，说诗不押韵也无妨，就很难自圆其说了。他举孔子作《易》彖象传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说“古人作文之法，一韵无字，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行”；作诗则“以义为主，音从之。必尽一韵无可用之字；然后旁通他韵；又不得于他韵，则宁无韵；苟其义之至当，而不可以他字易，则无韵不害。汉以上往往有之。”他只举出很少几个例子证成其说，而《石壕吏》“老翁ｙú＠(12)墙走，老妇出门看”一例，钱大昕指出是真文与元寒通，并非无韵[2]（卷二一“诗有无韵之句”，p.914）。这一来他的结论就更显得缺乏说服力了。

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2](p.910)
　　他综合上古文献对诗歌的论述，由抒情本质、认识作用、表现形式三个方面论定诗歌写作的原则，从而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即诗歌的主导作用是反映现实，批判现实。基于这一立场，亭林从前诗学或曰准诗学概念开始就对它们作了当下诗学语境的阐释，比如“体物”和“格物”。《日知录》卷六云：“惟君子为能体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又云：“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此所谓“体物”指体察与理解，与诗论中描摹形容之义的体物还有一段距离，但亭林将其与“言有物而行有恒”联系起来，就赋予语言表达以内容充实和道德纯正的要求；同理，“格物”作为认知概念与诗歌的关系更远，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句本自孔子的话，让人联想到其论诗的本义，从而由格物的“当务之为急”推想诗歌，产生举一反三的效果。又如，《日知录》卷一九“直言”条对诗教作了补充和修正：
　　《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如曰“赫赫师伊，不平谓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⑥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如曰“伊谁云从，维暴之云”，则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为嫌也。……如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于《十月之交》诗人之义矣。[2](p.846)
　　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在语言表达上要求“下以风刺上”时须“主文而谲谏”（《毛诗序》），即婉曲出之，不直指其事。顾炎武却指出《诗经》并非无“直斥其人而不讳”之例，甚至诗圣杜甫也有直斥杨国忠兄妹的诗句，古人不以为嫌。这表明诗教并非那么狭隘，直言指斥同样也是传统的一端。就这样，通过正本清源的论断与诗史的印证，顾炎武为尖锐批判现实的写作态度找到了理论依据。
　　他还就观风的认识作用，对历来纷争的孔子不删郑卫之诗的问题作了考辨。历代儒者论孔子不删郑卫之风，都站在性灵论的立场，从情感多样化的角度加以肯定。但顾炎武不同，他强调的是文学的认识和批评现实的功能。在他看来，道德教化并不是万能的，诗教的影响力更是有限的，当诗教不能起到敦风俗、厚人伦的作用时，其认识和批判现实的作用就更值得重视：
　　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2]（卷一九“直言”，p.846）
　　他举例说，《桑中》、《溱洧》不删是“志淫风”，《叔于田》、《扬之水》、《椒聊》不删是“著乱本”，“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道学家不明此理，去取之间，反失孔子本旨。如真德秀纂《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2]（卷三“孔子删诗”，p.106）
　　还是从观风俗的认识作用出发，亭林又就诗歌反映现实、讽喻时政的作用作了一番考论：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唐之中世，此意犹存。鲁山令元德秀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ｗěｉ＠⑦》，玄宗为之感动。白居易为ｚｈōｕ⑧ｚｈì＠⑨尉，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召入翰林，亦近于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者矣。[2]（卷一九“直言”，p.846）
　　表面上看，他是以唐代的故事为根据正面阐述政阙而庶人议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通过诗人讽喻成功的事例说明诗歌具有的感染力，但最后似不经意地提到上古采诗观风的制度，就将诗歌的讽喻精神及统治者对此的重视论定为中国古代政治和诗歌密切相关的传统，从而对诗歌的“有用”价值重新作了的历史性的发掘。亭林于诗最推崇杜甫，于诗论最赞许白居易“知立言之旨”，无论杜甫“窃比稷与契”的自许，抑或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就文学对政治的影响力而言都是与他的理解相吻合，也是与他愿为帝王师的理想相一致的。
　　凡此等等都属于托考古之名而寓变革之实的“鉴往训今”，即在古代诗歌传统的推原考究中重新阐释诗学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树立起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诗歌理念。从诗学史的角度看，这种理论方式是很有特点的，不仅反映了时代特色，也显示出浓厚的学术色彩，它与顾炎武学术的征实精神一道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决定了清代诗学突出学术性的基本倾向。

三、鉴往训今：顾炎武诗学方法论
　　明代以来的古典主义思潮，经历沧桑巨变的历史反思，被注入强烈的现实关怀，最终形成清初“务求古法，而实以己之性情学术，要归有用”[4]（卷七，《答杨商贤》）的主流思潮。顾炎武“有益于天下”的文学主张，从当下语境说无疑是“有用”的具体体现；而从学术传统上看，则可以在宋代理学家叶适“为学而不接统绪，虽博无益也；为文而不关世教，虽工无益也”（注：转引自林景熙《二薛先生文集序》，《林景熙诗集校注》第33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一句话中找到渊源。尽管顾炎武对学问和文学的基本观念都不难看出与理学的关系，但他表达自己的观念，采用的是截然不同于理学的另一种方式。他不是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作为理论来演绎，而是以学术史的方式来呈现，即通过对诗学传统的重新解释使它成为有历史依据的、有成功经验支持的理论话语。
　　谈论顾炎武的学术不能不涉及江南的学术传统，尤其是以无锡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人的精神传统的影响。东林党人以朱子为宗（注：高攀龙《答方本庵》自称“龙之学以朱子为宗”，《高子遗书》卷八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倡言“学者以天下为任”[8]（卷八，《与李肖甫》），针对王学的空谈心性，主张格物而致实学：“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学实，其明也即心即性；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学虚，其明也是心非性。”[8]（卷八，《答王仪寰二守》）顾炎武在人格理想和学术趋向上明显受到东林党人的影响，但朱子学“穷理”的道德取向毕竟不能解决经世的急务，顾炎武最后只能复归传统的儒家学说，选择复兴经学的道路（注：见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辩录》第62～63页相关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当然，他复兴经学的目的并不在经学本身，而在于通过传统经学的阐释，发扬其作为政治、经济、社会学说的基本品格，从而实现经学＝理学＝实学的言说策略。他有慨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2]（卷七“予一以贯之”，p.318），因此选择了一条由问学而求治道，由实证而达会通的道路。文集卷六《答徐甥公肃书》有云：“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鉴往训今”四字正可借以说明他的学术路径。亭林之学始终贯串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小见大的品格，即使经传一字一句的训释，主旨必归结于礼法治教。这在《日知录》中有许多典型的例证。如卷六释“君有馈焉曰献”一句：
　　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馈焉曰献，使焉曰寡君，示不纯臣之道也。故哀公执挚以见周丰，而老菜子之于楚王自称曰仆。盖古之人君，有所不臣，故九经之序，先尊贤而后敬大臣。尊贤，其所不臣者也。至若武王之访于箕子，变年称祀，不敢以维新之号临之，恪旧之心，师臣之礼，又不可以寻常论矣。[2](p.278）
　　通过辨正旧注解馈字之误，亭林揭示了上古君臣关系的真相，在对武王的赞叹中，寄予了对君臣关系的理想。唐鉴论亭林之学，说“夫先生之为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面而在内，不在制度典礼，而在学问思辨也”，虽不无强人就我的门户之见（注：唐鉴《清学案小识》卷三《翼道学家》。参看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1卷第505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但对亭林学术的精神还是洞见真髓，省识大体的。考察亭林诗学，我发现其要义也正在于此。
　　这里仍然有地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众所周知，顾炎武的乡贤归有光曾辨析“讲经”与“讲道”的差别，说“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夫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讲哉”[9]（卷九，《送何氏二子序》）。因而他断言“天下学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艺而可以空言讲论者也”[9]（卷九，《送计博士序》）（注：参看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辩录》第21～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顾炎武的学术正是以这种“讲经”的方式展开的，其诗学方面的实践在中国古代诗学的历史上显得尤为独特而富有开创性。如果说顾炎武的诗论在观念上缺少新意的话，那么他的言说方式却有引人注目的独特之处。比如在表达自己对诗歌的基本观念时，顾炎武就用推源溯流之法，从源头上将诗学的基本命题作了清理。《日知录》卷二一“作诗之旨”条云：

在士大夫阵营急遽分化，气节和道德沦丧日益普遍的情况下，没有一定的伦理准则为底线而一味强调“真诗”，实际已变得毫无意义。像钱牧斋、吴梅村那样名ｗū＠④伪籍而自托忠诚固然难辞其咎，那么真诚地投身异姓，颂扬新朝就可取了吗？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真假本身，而在于“真”的道德底线。顾炎武郑重提出“行己有耻”的现实意义及其对于文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正在于此。“行己有耻”语出《论语·颜渊》，经《朱子语类》加以发挥，“知耻”于是成为儒家学说的基本命题之一。从《日知录》体例与《困学纪闻》的沿袭关系看，顾炎武的说法很可能是受王应麟“夫尚志谓之士，行己有耻谓之士，否则何以异乎工商”之说的启发（注：见谢国桢《读史随笔四则》，《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谢先生所引王应麟文，系出自《困学纪闻》卷二十。）。但“知耻”确也是清初道德论中的核心问题，孙奇逢晚年自赞“长知立身，颇爱廉耻”[6]（卷四引），归允肃少时读书，大书“知耻必奋”于坐隅（注：归朝煦《先宫詹公行述》，《归宫詹臬》附录，光绪十三年刊本。），都是一时思潮鼓荡波及。顾炎武在诗学中则用了“鉴往训今”的方法（详后），从《诗经》中发掘出“知耻”的文学源头（注：如《日知录》卷三：“‘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民免而无耻也；‘虽速我颂，赤不尔从’，有耻且格也。”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在《与友人论学书》中他又断言：“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1]（《与人论学书》，p.41）他非但在自己的创作中身体力行此一观念，还编选《昭夏遗声》二卷，专“选明季殉节诸公诗”，各冠小序一篇（注：见亭林弟子李云沾《与人论亭林遗书笺》，《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七期。），其书想必是弘扬“知耻”精神的文学实践，遗憾的是已不得知其详了。
　　“真诗”的伦理基础问题既已解决，就剩下表层的风格独创性问题了。风格的模仿同样构成对真的伤害，清初诗论家对“真诗”的呼唤，多数就是针对明代盲目摹古、丧失自我特征而发的。顾炎武当然也不会忽略这一点，《与人论诗文书七》云：“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1]（《与人书十八》，p.95）这是指点友人摆脱偶像崇拜和盲目模仿，坚持艺术表现上的独创性。其实独创性虽属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但同时也是很高的要求，真正能实现独创性的诗人毕竟很少，大多数诗人根本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写诗就不是很有必要的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顾炎武强调不必人人为诗：“古人之会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诗。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尽，则亦无庸更续。”“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诗鸣，而芜累之言始多于世矣”[2]（卷二一“诗不必人人皆作”，p.911）。这对独创性过于绝对的强调，显然有愤世嫉俗的味道，但亭林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是抽象地谈论独创性对于诗文创作的意义，而是揭示出这一问题背后的历史逻辑：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客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2]（卷二一“诗礼代降”，p.932）
　　这段话再次显示出顾炎武贯穿经史，究古知今的理论洞察力。后来王国维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解释，以为“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7](p.218），大体不出亭林所见范围。

二、行己有耻：“性情”的道德底线
　　清初诗坛因地域文化和作家身份之异呈现为诗歌流派和创作观念多样并呈、关系复杂的局面，诗学的焦点问题是批判明诗和接受宋诗。经历晚明公安、竟陵派诗学的冲击，清初诗家或多或少都会沾染两者的习气，对前后七子持否定、批判态度；而在由钱谦益煽起、王渔洋激扬的宋诗风潮中，又或多或少会沾染宋调，指斥晚明诗风。而顾炎武却彷佛未食晚明烟火，力持唐音而不阑入宋调，承继了格调派的诗学传统。这不只有《济南》诗“近朝文士数于麟”可以印证，平生精研杜诗（注：查初揆《杜诗集评序》云：“顾亭林、姜西溟类能独辟谰言，别参颖义。”见刘ｊùｎ＠③辑《杜诗集评》卷首，海宁藜照堂刊本。），刻意追摹也是明证。他的诗歌趣味显然不为诗坛风气所左右。流寓关中，远离诗坛风会，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创作观念上的道德取向。他的诗学部分汲取了格调派的精髓，却扬弃格调派的复古取向，直面现实，力主创新，坚决反对模仿古人。相对格调、修辞等技术性内容而言，他更关注的是诗歌的抒情本质、诗歌的人生价值以及诗歌的未来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明末清初的诗坛，由于厌倦前后七子辈的泥古不化，诗人们在抨击“假盛唐”之余，都大力提倡“真诗”，对真的推崇和提倡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注：详入矢义高《真诗》，《吉川博士退休纪念中国文学论集》，筑摩书房1968年版。）。但仔细分析起来，诗人们对“真诗”的强调，着眼点是不太相同的。明诗批判者一般都主张诗要表达真情实感和个性风貌，重心落在作品上。而顾炎武首先强调的是人要有真性情，重心落在主体上。他在《莘野集诗序》中力倡诗出自性情，“苟其人性无血，心无窍，身无骨，此尸行而肉走者矣，即复弄月嘲风，流连景物，犹如虫啾哇唧，何足云哉”[5]（卷首）。清初诗坛对伪的批判，大都惩于明人在风格上对唐人的模仿，着眼于艺术独创性问题；而顾炎武对伪的批判乃是针对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贰臣诗人人格上的伪饰。他的“真诗”观念，可以说是从作者人格出发，经作品内容的审核，最后落实到诗歌风格的独创性。这三个层次将“真诗”的观念表达得相当全面而立体。
　　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群体置身于清浊、朝野、满汉诸多矛盾冲突之中，进退失据，政治立场急遽分化。世事翻覆带来前所未有的心灵激荡，文学中既有最强烈的情感表现，也充斥着文过饰非的虚假言辞。尤其是那些贰臣诗中的虚情假意，对最坚定的遗民顾炎武来说是绝对难以忍受的。因此，无论从道德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判断文辞的真诚性在他都有最迫切的要求。《日知录》卷一九“文辞欺人”条痛斥谢灵运、王维是古来以文辞欺人之最，可谓古今最严厉的判词。至于当代名流的表现：“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ｗū＠④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2]（卷一九，p.852）矛头所指似乎包括贰臣群体的全部，其代表人物正是钱牧斋和吴梅村。
　　在顾炎武眼中，当时士大夫群体普遍文行悖离，所谓“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ｚｈú＠⑤矣”[2]（卷一九“文辞欺人”，p.853）。在这种形势下，洞悉“巧文”的虚伪，捍卫文学作品的真诚性，成了文学批评中突出的问题。为此，《日知录》卷十九“巧言”条由具体对象上升到对巧言的全面批判，断言“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并鄙斥巧言令色之人为两种“天下不仁之人”[2](pp，850～851)之一，在当下语境中对孔子的论断作了新的阐释。当然，他也强调，文词最终是无法掩饰真实情感的，“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辩之，而卒莫能逃也”。以古为例：“《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2]（卷一九“文辞欺人”，p.853）“知言”在传统批评话语中意味着同情的理解，而在顾炎武这里却是拒斥的明察，很显然，他的判断力概念已偏离审美而转向了道德的方向。

由以上所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东观馀论》记此诗为李白所作，这应有讹误，故不足以信从（这样，查慎行《苏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以《东观馀论》为据，列此诗于“他集互见”之中，便也同样不足以否定《李白谪仙诗》李苏轼所作的了）。
　　再看第三个问题，即此诗有无可能确如王琦所推测的那样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而在后来又误入《苏轼诗集》之中？这种情况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所谓“乩仙之笔”，诚如前引詹师所云是“荒诞不经”，不须讨论。其次，细读《李白谪仙诗》，可以体会到是两位精神境界与追求颇为一致的人所进行的心灵交流。“我”虽对“君”怀有赞赏之情及追随之意，但并非顶礼膜拜，诗中的“我”，同样有着如李白那样超卓的追求，这从诗的字里行间所渗透的精神意蕴和情感内涵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内容显然远不是迷信神仙者之“乩仙”之词所能比拟，也同样不可能是好事者拙劣的模仿所能达到的。拙劣的模仿者常常是依葫芦画瓢，诗中没有主体精神生命的渗透，因此毫无生气，读来味同嚼蜡（前引宋代诗话、笔记所记《上清宝鼎诗》二首即是如此）。其三，我们从苏轼诗词那里常可看到在意境方面与《李白谪仙诗》相类似的情形。如苏轼《水调歌头》一词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几句，便颇与《李白谪仙诗》中“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几句在意境上有神似之处。类似情形在苏轼其他诗中也常可见到。另外，细加体会，此诗内含有风趣幽默之致，与苏轼诗中常常表达的高逸萧散之精神追求是相一致的。这也颇能说明问题。因此，王琦疑这首《李白谪仙诗》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考以观之，我们认为，作为一首有深切的情感底蕴的诗，在只有《东观馀论》和苏轼诗集著录此诗、且苏集所录更为完整而《东观馀论》所记又有讹误的情况下，把《李白谪仙诗》看成是苏轼所作，无疑是更具说服力、也更合乎情理的。作为生前颇为热心地为李白诗歌“打假”的人，苏轼针对一些假托伪劣之作被收录于《李白集》，曾不止一次地忿然指出：“今《太白集》中有《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间学齐己辈诗也。余在富阳，见国清院太白诗，绝凡近。过彭泽兴唐院，又见太白诗，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也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辈敢耳。”[4]（前集，卷5，P28）但在他生后，自己的《李白谪仙诗》竟被俗人误传为李白所作，这对于热心为李白诗歌“打假”的苏轼来说，显然是始料未及的。当然，对于苏轼的这首《李白谪仙诗》来说，被误羼入《李白集》中，倒不会像所谓好事之徒所作那样为李白诗减色，反而说明了两位诗坛巨人之间内在精神世界上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同时，写这篇文章，还使我生出一番感触，即对于《东观馀论》所记李白《上清宝典诗》原本出于苏集《李白谪仙诗》，虽然王琦《李太白全集》中早已将苏诗引录，而李白研究界竟然从未有人就此诗之归属进行考察，说来真是一件颇为令人诧异的事。在李白研究日趋细密、具体的今天，王琦所说之疏漏到现在竟还未受人注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收稿日期：2002-05-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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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钅加英
　　　　＠②原字讠加乃
　　　　＠③原字王加当
　　　　＠④原字衤加右

其次，应该指出，黄伯思《东观馀论》将苏集《李白谪仙诗》作为李白的诗歌并题以《上清宝典诗》，没有任何版本依据的支持。现存最早经由宋敏求在乐史所编《李翰林集》基础上增订、曾巩考定的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南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以及其他笔记、诗话等皆未著录此诗。设若其为李白所作，则宋敏求增订李白诗时自应将其辑录；如果说是宋敏求漏辑的话，南宋咸淳年间始刻印的咸淳本《李翰林集》也应会据《东观馀论》而补辑的（事实上，咸淳本《李翰林集》即辑录了原为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所无的《菩萨蛮》、《忆秦娥》二词）。这只能说明一点，即《东观馀论》所录之《上清宝典诗》，是在宋敏求熙宁元年(106

增订完《李太白文集》之后才出现的。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是，黄伯思著录此诗的依据是什么，如果说这是黄氏的讹误，这种讹误又是如何产生的？要回答这一问题，还需要从《论书六条》说起。其实，此诗之出于《论书六条》应能启示我们，或许此诗原本也是属于论书的内容，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问题就有了答案：黄伯思应当是从当时流传于世的书家之墨迹中录入这首诗的（至于《论书六条》中何以其他五条文字内容皆相对较长，独此条为最短，或因为其中论书的内容在“传写合并”或黄＠②“去取”时阙佚所致）。我们这样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宋代一些诗话、笔记如《王直方诗话》、《侯鲭录》、《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等尝录有传为李白所作的诗二首。其一云：“人生烛上花，光灭巧妍尽。春风绕树头，日与化工进。惟知雨露贪，不念零落近。昔我飞骨时，惨见当涂坟。青松蔼明霞，缥缈上（或作山）下村。既死明月魄，无复玻璃魂。念此一脱洒，长啸登昆仑。醉着鸾凤衣，星斗俯可扪。”其二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寻丝得双鲤，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势如飞翔。归来问天姥，妙义不可量。金刀割青素，灵文烂煌煌。咽服十二环，想见仙人房。暮跨紫鳞去，海气侵肌凉。龙子喜变化，化作梅花妆。遗我累累珠，靡靡明月光。劝我穿绛缕，系作裙间ｄāｎｇ＠③。揖余以辞去，笑谈闻余香。”关于这两首诗之来历，传说颇多。如《王直方诗话》云：“元ｙòｕ＠④八年，东坡帅定武，李叔方、王仲弓别于惠济，出示《南岳典宝东华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诗，曰此李真人作也。近有人于江上遇之得此，云即李太白也。”赵令峙《侯鲭录》又记云：“东坡先生在岭南，言元ｙòｕ中有见李白酒肆中诵其近诗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非世人语也。少游尝手录其全篇，少游叙云：‘观顷在京师，有道人相访，风骨甚异，语论不凡。自云尝与物外诸公往还，口诵二篇，云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苏轼《东坡题跋》卷二《记太白诗》也云：“余在都下，见有人携一纸文书，字则颜鲁公也。墨迹如未干，纸亦新健。其首两句子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语亦非太白不能道也。”可见异说颇多，莫衷一是。今人陈尚君先生曾对二诗之作者作过这样的推测，他说：“其作者约有以下几种可能：其一，北宋道士托名李白作；其二，李真人作，后传成李白作；其三，北宋道士录唐时遗诗而献于东坡；其四，东坡自作而伪称得之于他人，亦如解《八阵图》而称少陵托梦之类。”[5](P86

但无论怎样，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苏轼曾经手书过这两首诗。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在辑录这二首诗时，即是说“录自苏轼书李白诗墨迹”[6]（第4册，P1731）。据此，我们应可推知，苏轼写成《李白谪仙诗》之后，其手书之墨迹，在此后流传于世。黄伯思为北宋末期人，据史书记载，他于徽宗政和年间曾官秘书郎，年代较苏轼为晚。作为学问淹通，尤精于金石、书法之学的人，对于流传于世的苏轼手书墨亦，黄伯思自然能看到。因此，他或当是在看到苏轼手书《李白谪仙诗》之墨迹后，将其录入《东观馀论》之中的；而他所以误会此诗为李白所作，应是误将诗题“李白谪仙诗”理解成苏轼是说这首诗是李白所作的了，错误即应是由此而产生的。至于他以《上清宝典诗》为题，或应是他将此诗与前所引的两首《上清宝鼎诗》误为一首所致（按，《上清宝鼎诗》与《上清宝典诗》仅有一字之差，且“鼎”与“典”，读音相近，明人胡震亨《李诗通》据《东观馀论》辑录此诗时，即题作《上清宝鼎诗》，而作为“朝披梦泽云”一诗之异文）。这样来认识这一问题，不仅可以进一步说明此诗应为苏轼所作，更主要的在于，它能很好地解释《东观馀论》与《苏轼集》之间存有的矛盾。

周鼎上的纹饰主要由饕餮纹和云纹所组成，以饕餮为中心，云纹环绕其周围。显然，饕餮神兽在天上，从云层里探出头，俯看人间。它的身体则藏在云里，不知是否有蛇身或龙身，但是如果在饕餮脑袋后面续上龙身，那就与后来的标准龙相差不远了。所以，我认为，在狼图腾和龙图腾之间可能还有一个饕餮图腾的过渡阶段。饕餮既有狼的性格，又有后来龙的狰狞面目。
    兽面纹所指称的神兽的真正名称与原型早已沉埋在不可复现的年代之中，后人因其面相凶恶、神秘、恐怖，有些又口含人首，故赐名为饕餮。饕餮原是《左传》中用来形容贪财贪食之不仁不义者。近世学者已指出把兽面纹命名为吃人的饕餮纯是牵强附会，有悖于商周的社会文化状况。
    因为面相凶猛恐怖，又行饕餮恶名，此兽在中国文化与艺术演变中的踪迹几乎无从寻觅。西周中期，盛行了几百年的动物纹饰突然退出了青铜器装饰主纹的领域。但是，与饕餮纹同时出现在青铜器上的几种动物纹样，如龙、虎、凤、龟等，在以后的文化演变中，都大量出现在官方与民间，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盛名的吉祥物、艺术表现源源不绝的主题。特别是龙，在青铜器时代，多数也都拥有与饕餮纹相同的凶恶面孔。若论神秘、威武和地位，龙在青铜时代远逊于饕餮。然而，龙后来却登上了中国文化与政治象征的最高宝座，“饕餮”这一青铜时代的至尊，踪影难寻了。
【饕餮纹】饕餮纹到底指称什么？历来争论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有说是牛、羊、虎、鹿、山魈……。在这诸说中，饕餮为虎说声音最响。许多从事原始文化与艺术研究的学者认为，饕餮纹是虎纹的夸张、变形。在古代，虎亦为很重要的通天神兽，巫师乘虎的造型在后世文物中多有出现。而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在“龙凤”崇拜之前，曾有过一个相当长的龙虎崇拜的阶段，龙虎斗图案造型在东周至西汉时代大为盛行，其中尤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龙虎相斗图最为精美，气势不凡。古人认为虎为阳兽，“云从龙，风从虎。”龙虎相斗表示阴阳交合。在汉代，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表示天文中东、西、南、北四官。至少，在中国历史早期，虎的地位不在龙之下。然而，古籍中对虎的神通的描绘显然难与饕餮在青铜器上的显赫地位相比。
传说龙生九子，其第五子叫饕餮(tāo tiè)，是上古一种凶猛且残忍的魔兽，喜食人，食量大，从这一点不难看出，饕餮其实就是当时社会黑暗一面的具体表现，而人们也很愤恨奴隶制社会的压迫，以饕餮来寄托自己的感情，饕餮也就越来越被人们熟识。把饕餮比喻成吃人的奴隶制社会，这是古代饕餮文化最重要的含义。
由于饕餮是凶猛的魔兽，具有强大的力量，因此被北方很多少数民族当作附身符，把它的图纹刻在器具，食皿上，认为这样就可以借助饕餮强大的力量，不被其他猛兽所吞噬，逐渐取代了原本吃人残忍的一面。
现在来说，饕餮的主要含义是食文化的象征。
“饕餮”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它最大特点就是能吃。
兽面纹所指称的神兽的真正名称与原型早已沉埋在不可复现的年代之中，后人因其面相凶恶、神秘、恐怖，有些又口含人首，故赐名为饕餮。饕餮原是《左传》中用来形容贪财贪食之不仁不义者。近世学者已指出把兽面纹命名为吃人的饕餮纯是牵强附会，有悖于商周的社会文化状况。
　　因为面相凶猛恐怖，又行饕餮恶名，此兽在中国文化与艺术演变中的踪迹几乎无从寻觅。西周中期，盛行了几百年的动物纹饰突然退出了青铜器装饰主纹的领域。但是，与饕餮纹同时出现在青铜器上的几种动物纹样，如龙、虎、凤、龟等，在以后的文化演变中，都大量出现在官方与民间，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盛名的吉祥物、艺术表现源源不绝的主题。特别是龙，在青铜器时代，多数也都拥有与饕餮纹相同的凶恶面孔。若论神秘、威武和地位，龙在青铜时代远逊于饕餮。然而，龙后来却登上了中国文化与政治象征的最高宝座，“饕餮”这一青铜时代的至尊，踪影难寻了。
　　饕餮纹到底指称什么？历来争论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有说是牛、羊、虎、鹿、山魈……。在这诸说中，饕餮为虎说声音最响。许多从事原始文化与艺术研究的学者认为，饕餮纹是虎纹的夸张、变形。在古代，虎亦为很重要的通天神兽，巫师乘虎的造型在后世文物中多有出现。而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在“龙凤”崇拜之前，曾有过一个相当长的龙虎崇拜的阶段，龙虎斗图案造型在东周至西汉时代大为盛行，其中尤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龙虎相斗图最为精美，气势不凡。古人认为虎为阳兽，“云从龙，风从虎。”龙虎相斗表示阴阳交合。在汉代，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表示天文中东、西、南、北四官。至少，在中国历史早期，虎的地位不在龙之下。然而，古籍中对虎的神通的描绘显然难与饕餮在青铜器上的显赫地位相比。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8:13 　回复此发言

图为侵华日军炮轰老君台的哑弹。当托马斯闻知日军炮轰老君台时，有13枚炮弹未炸而惊奇不已！

本贴转自：http://post.baidu.com/f?kz=269990249

鹿邑网讯：10月3日是“十一黄金周”的第三天，老子故里鹿邑古城迎来一个金发碧眼老者托马斯。托马斯是美国医学博士，他自看过外文版《道德经》后，就有要来老子故里的想法；在今年十一旅游黄金周，托马斯在中国朋友的带领下驱车来到鹿邑老子故里后，参访老子诞生地太清宫及老子讲学处明道宫后，更加领略到了先哲老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了。
看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冰鉴”，托马斯更加佩服中国古文明。

日本人进攻鹿邑以后，听说咱们信老子，也就是太上老君，他们恼羞成怒拉着迫击炮就来到了老君台。谁知道一连打了13炮，一炮也没炸，他们全吓跑了。

该碑立于1997年9月19日，是1938年侵华日军炮兵梅川太郎等人所立，当年日军向老君台打13发炮弹均没爆炸。为向鹿邑人民表示忏悔，祝愿全人类和平，特立此碑。

那么，孔子自己和龙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相传，孔子出生的那天夜里，有两条苍龙从天上盘旋而下，落附在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居住的房顶上。还有两位神女，手擎香露，从空中而来，为孔子沐浴。如今，这个传说已和“尼山祈祷”、“匡人解围”、“西守获麟”等人们熟知的故事一起，被精制地刻绘在“曲阜孔子精华苑”里。——当年，六十六岁的叔梁纥先生为了有个健全的儿子继承家业，不惜和礼仪相悖，娶十七岁的颜征在小姐为妻，生孔子于尼山崖洞。如果史书记载属实的话，孔子就不会诞生于屋下，苍龙又怎么盘附在屋顶呢？这里，传说和史实有了矛盾，——为了增添人物的神圣，请奇异非凡的神龙来帮帮忙，倒是可以理解的。不光孔子，中国的不少帝王人杰也都是这么做的。

在孔子的大弟子颜回的庙门前，我们见到了朱砂石的龙章凤印。一溜十几个桌子，不待你走近，热情的招徕声就拉拢着你。要价不算高，还现场给你刻字。同行的几位女士每人都选刻了一对两对。我选了一枚龙章和一枚夫子像。龙是透雕在章料上部的，扬首飘发，瞪目含珠，龙身蜿转起伏，鳞爪清晰可辨。夫子像也挺好，老人家高髻畅服，额头宽阔突出，垂洒着瀑布般的须髯，笑眯眯地向你拱手。

也许是圣人爱龙吧，走在曲阜的地面上，那些盘伏、旋升、飞腾的龙图会冉冉地撞到你的眼前：孔林石坊上的盘龙，孔子墓碑上的二龙戏珠，孔庙中的龙柱龙陛、游龙枋檩，孔府中慕恩堂绘龙彩画，以及出土文物龙形玉带钩、龙纹供璧等。这些龙都是神灵美善之龙，寓示着吉祥嘉瑞的神性。就连驮石碑的“龙子”——龟趺，即“霸下”，也被拿小喇叭的导游员寓以祥瑞：“摸摸霸下的头，一辈子不发愁；摸摸霸下的背，长命到百岁；摸摸霸下的脚，升官发财样样好……”只是那些石碑都被铁栏围着，让想摸的人摸不着。

像不会放过天地间的任何好事情一样，中国的帝王们自然不会放过具备通天、灵异、兆瑞、示威等神性的龙。他们认为自己是“授命于天”的，是代表上天管理人间的，因而是百分之百的“真龙天子”。而龙又源远流长，广布世间，谁也不能垄而断之。这样，就有了喻示人杰的“龙”和做为“真龙天子”的“龙”相遭遇的情形。

孔子是被帝王们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和“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其庙府用龙，按说该不会有什么忌讳。但“王”也好，“先师”也好，在“真龙天子”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曲阜孔庙中的大成殿，是祭祀孔子的主要场所。该殿四周廊下有雕龙石柱二十八根，前檐下的十根尤其壮硕美观：造型华赡富丽，刀法刚健精巧，条条盘龙扬首奋髯于祥云间，大有冲天之势。这些石柱龙，雕得很深、很美，似乎比皇宫里的龙还要“龙”，因此，在乾隆皇帝来曲阜祭孔时，孔氏后裔就不得不用红绫将石柱包裹起来，并为此而提心吊胆——唯恐“真龙天子”看见后有所怪罪。

清皇室因“龙”而怪罪孔氏后裔的事不是没有：也是在乾隆年间，清廷观天象的人忽然发现天上的紫微星暗淡了——这是有人要篡夺皇位的征兆。巫师们紧张地卜算了一番，算出此人在东南方向，即山东曲阜一带。最后经过确认，定在孔子的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涑身上。乾隆皇帝立即派人赴曲阜查抄孔继涑的家。查抄者发现其家堂屋屋脊九间连在一起，这当然是犯禁的，即令立刻拆断。接着又去挖他的祖坟，发现其父母墓室左右各埋着一条像龙的大虫子，每条都缺一只爪。巫师解释说，只待龙爪生长齐全，孔继涑就要篡夺帝位作“真龙天子”。于是，孔继涑一下子变成罪人，孔氏家族也赶快将其开除出族籍。孔继涑后来发愤研究书法，曾有法帖行世，晚年病死在北京。这位圣人后裔死后身上还背着山一样重的罪名，棺材朝家乡运的时候，也要锁一道铁链，再锁一道铁链，再再锁一道铁链，而且不准埋进孔林：你说可怜不可怜？

龙的传说——龙舟：

参见词条龙舟

龙的传说——舞龙：

参见词条舞龙

龙的传说——九龙杯：

参见词条九龙杯

龙生九子

龙生九子是指龙生九个儿子，九个儿子都不成龙，各有不同。所谓“龙生九子”，并非龙恰好生九子。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九来表示极多，有至高无上地位，九是个虚数，也是贵数，所以用来描述龙子。龙有九子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但是究竟是哪九种动物一直没有说法，直到明朝才出现了各种说法。

“龙生九子”的一个说法是来自明朝-李东阳的《怀麓堂集》，龙的九个儿子分别为：

老大囚牛（qiúniú）

老二睚眦（yázì）

老三嘲风（cháofēng）

老四蒲牢（púláo）

老五狻猊（suānní）

老六赑屃（bìxì）

老七狴犴（bì’àn）

老八负屃（fùxì）

老九螭吻/鸱尾（chīwěn/chīwěi）

另有说法为：

老大赑屃（bìxì）

老二螭吻/鸱尾（chīwěn/chīwěi）

老三蒲牢（púláo）

老四狴犴（bì’àn）

老五饕餮（tāotiè）

老六蚣蝮（应为趴蝮）（bāxià）

老七睚眦（yázì）

老八狻猊（suānní）

老九椒图（jiāotú）

有的说法还把螭首、麒麟、朝天吼（犼）、貔貅也列入龙子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2:56 　回复此发言

这时，迦腻色迦王知道了这件事，就来过问。罗汉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迦腻色迦王。迦腻色迦王就给沙弥在雪山下专门造一个寺院，修一座佛塔，有一百来尺高。想给他们做做和事佬。可是沙弥不答应，老是呼风唤雨来捣乱，寺院和佛塔造了七次，被沙弥龙毁了六次。

迦腻色迦王也发火了，心想我堂堂一个国王，连小小的沙弥也制服不了，像话吗？就点起了大批兵马，来到雪山下，非要把龙池填平了不可。

沙弥龙害怕起来，摇身一变，变成个老波罗门，去对国王说：

“你是个堂堂的国王，所向无敌，至高无上，怎么无缘无故去和一条龙打起仗来呢，龙不过是一种动物，它力大无穷，腾云驾雾，上天入地，也不是我们人类的对手。国王今天兴师动众，去跟一条龙打，实在不值得。打赢了）你也讲不响；打输了，你更加下不了台。我劝你还是赶快收兵回去吧。”

迦腻色迦王不听他的话，坚持要打。

沙弥龙回到龙池，发起威来，顿时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狂风拔起了大树，沙石像雨滴一般打过去。天昏地暗，国王的军马被打得狼狈不堪，四下逃散。

国王只好去请求如来佛来保护他，说道：

“我这个国工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今天却输在一条龙的手里，我的命太不好了。祈求我祖如来，大慈大悲，保佑我打败恶龙。”

于是，国王的两个肩膀上冒出了熊熊的火焰来，狂风平息了，云雾散开时，沙弥龙再也施不出威，只好逃回龙池。

国王命令每个军士挑一担石头来，发誓要填平龙池。沙弥龙又变成婆罗门，去对国王说：

“我就是雪山龙池里的龙王，被你打败了，只好来请求饶恕。你要是真的杀了我，我怀恨在心，生生世世也要寻找机会报仇的，你看着办吧。”

迦腻色迦王就和沙弥龙讲和了，跟它订了誓约，如果以后再犯，就不再饶恕它。

沙弥龙说：“我是一条龙，龙性发作的时候，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请你再把寺院造起来，我一定不摧毁了。你可以常派一个人望着山顶上。如果发现山上涌起了黑云，就赶紧敲响牛骨头，我听到了这声音，就可以控制住自己了。”于是，迦腻色迦王就在那里造了座寺院，建起了佛塔。派人看望山顶云气的习惯，一直流传到现在。（玄奘《大唐西域记》译写《龙的传说》）

龙的传说——曲阜龙图：

出圣人的地方，三轮车都和别处的不一样。别的地方是蹬车人在前，坐车人在后；这里是坐车人在前，蹬车人在后：给人的感觉好像坐在铲车上似的。一下汽车，我们就被这样的铲车“铲”了起来，沿着圣人当年走过的“神道”，驶向绿意森森的孔林。

坐这样的车子前无遮拦，想看那里，就可以看到那里。更好的是，蹬车人兼作导游，一串串解说词很顺流地从脑勺的后上方传下来。我们这位说他也姓孔，是圣人的七十五代孙，“繁”字辈的。“你们没听说过吧，”在介绍了石坊、碑亭等之后，圣人后裔说，“那年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来曲阜，在圣人出生的尼山发现了朱砂石，说这种石头可以开采做章料。后来我们这儿就有了采石加工厂，还兴起了送图章的风俗。青年人结婚，男的选龙，女的选凤，小娃娃过岁，大人们就为孩子选一枚夫子像：都是吉祥的意思。你们也可以选几枚，做纪念品挺好的。”

多年来对龙文化的关注，使我的脑子里总有一根对龙敏感的神经。来曲阜之前，就想着将龙和圣人及其家族的关系考察一番，蹬车人的介绍，使我的兴趣更浓了。依我的考察，作为古人由鱼、鳄、蛇等动物和云、雷电、虹等天象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龙一直按天神与人杰交渗益彰的规律演进着。孔子当年就曾将老子比作龙。传说他专程去洛邑拜见老子，回来后，对弟子们大发感慨：“我竟然见到了龙！龙，不像鸟那样可以用箭去射，不像鱼那样可以用勾去钓，也不像走兽那样可以用网去捕。它合起来是一个整体，散开来各自成章，驾着云气飞翔于阴阳之间，令人口张不能合拢，舌举不能问讯，简直捉摸不透！”不错，老子的静动自如的神态和纵横天地不拘一格的才思确实有“龙”的风采。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2:56 　回复此发言

好龙和孽龙差不多是同时出现的。

早在传说中的女娲氏时代，中原一带，就曾张牙舞爪过一条为非作歹的黑龙，这条黑龙被女娲氏斩杀。到了舜帝的时候，九嶷山一带一下子冒出了九条兴妖作怪的恶龙，舜帝从遥远的北方来到湖南，帮助老百姓除掉了这九条恶龙。滔滔黄河过龙门。龙门附近有一条卧龙沟，当年曾有十条恶龙盘踞在沟中，时不时地爬出来伤害人畜。勤政爱民的治水英雄大禹经过这里，见恶龙呈凶，便持长弓，搭神箭，将这十条恶物一一射杀。也是这位治水英雄，将一条作恶多端的太湖孽龙锁在了湖底龙洞，并在洞口压上了一口大铁锅。

可见，神话英雄们对付孽龙的办法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斩除。

为什么非斩除不可呢？英雄们明白：对歹恶的估息，就是对良善的犯罪；只有除掉孽龙，龙的队伍才能纯净，才能担负起布雨理水，为众生造福的重任。

巫山的错开峡和斩龙台是很有名的。相传大禹当年引导洪水到这里，一龙行错了水道，被大禹拨剑斩之。玩忽职守，与孽龙无异。

斩龙台，一座警示台。

四川的都江郾也是很有名的。都江郾有一座伏龙观，观里敬祀着一位颇具神话色彩的真实人物枣李冰。相传秦时蜀地水患不息，一条孽龙兴风作浪为害一方，逼得老百姓不得不用牲牢甚至幼儿相祭。蜀郡太守李冰和儿子二郎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缜密的擒龙计划。当孽龙随风雨入庙攫取祭物的时候，李冰子二郎率众勇士突然出击，齐战孽龙。孽龙搏战不过，终被擒服，李冰将其以铁链系之，锁在伏龙观石柱下的深潭中。蜀地遂无水患。

像李冰这样的太守还真是不多。

马师皇是黄帝时代有名的马医了。相传有一条患了病的龙，从天上下来，耷拉着耳朵，张着大口，求马师皇医治。马师皇用铜针扎其嘴唇，又服之以汤药，几天后，龙病情好转，点头谢恩，腾云而去。

流传最广远的还是药王孙思邈医龙的故事。说是孙药王五十岁那年的某天晚上，正在灯下潜心地攻读医书，忽然雷鸣电闪，暴雨倾盆。有人笃笃地敲门，药王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个身穿黄袍的干瘦老头来求医。老头衣不沾水，一进屋便雷停雨息。药王为其切脉，说：“这脉像起如腾云驾雾，落如倒海翻江，你是龙吧？”老头顿首叹道：“真是神脉啊！”药王说：“你的病是吃出来的，如今肚子很饿，却什么都吃不进去，对吧？”龙又点点头。药王说：“后天现出真身来吧。”第三天，龙来了，从后山脚直穿到药王的院中。药王在龙头上深深地扎了一针，又给龙灌了一桶汤药，龙上吐下泻地折腾了一阵，又在洞子里养了几天，好了，飞走了。

如今的疽疮和病变不算少了，多么需要医术高超的当代马师皇、当代孙思邈！

龙的传说——雪山龙：

大雪山的顶上有个龙池。据说，凡是向它祈求晴雨的，它总能满足人们的要求。

老人们说：当年，健驮逻国有个罗汉，常常到龙池的龙王那儿去做客。罗汉神通广大，坐在床上，就腾云驾雾地飞去了。他的徒弟小沙弥就躲在床底下，紧紧抓住床脚，跟着师父一起去。一直要等到了龙宫里，小沙弥才出来。

罗汉师徒两人到了龙宫，龙王就请他们留下来吃饭。龙王拿出天上的甘露饭来招待罗汉，而拿给小沙弥的却是人世间普普通通的饭菜。

罗汉吃完了甘露饭，坐下来为龙王讲经。小沙弥呢，就到厨房间去替师父洗饭钵。饭钵里有师父吃剩下来的饭粒，喷香喷香的。小沙弥想：怎么我刚才吃的饭菜一点也不香呢？喔，原来你这个龙王看我不起。好，今天要你知道我的厉害，我杀了你，自己来当龙王。

小沙弥这样想的时候，龙王已觉得头里疼得不得了。等到罗汉讲经完毕，龙王就再三道歉，请求原谅。沙弥还是不答应，回到寺院里以后，就立誓要实现这个愿望。

当天晚上，小沙弥死了，变成一条龙，腾空而起，飞到雪山顶上的龙池里，和龙王狠狠地打了一场，终于把龙王杀死了，住进龙宫，发号施令，把龙王原先的部属都收归自己管辖。

沙弥还不满足。他想，龙王不给我吃天上的甘露饭。你师父也是知道的，为啥也不开腔呢？所以，他连师父也怪上了，就刮起狂风来，把连片的树木连根拔起，想要砸毁师父的寺院。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2:56 　回复此发言

从此，人们就把这村子叫做龙泉村，后来又改成龙潭堡，把龙歇息的山头也起名叫做乌龙山，年代久了，都叫做五龙山了。

龙的传说——百叶龙：

很久很久以前，在浙江北部的苕溪岸边，住着一对勤劳善良的青年夫妇。妻子怀胎一年，生下一个怪胎，似人非人，似蛇非蛇。

老族长知道后，大发雷霆，一口咬定这是不祥之物，逼着夫妻俩立即把婴儿卡死。夫妻俩不忍心，就咬咬牙，叫男人掇起脚盆，将婴儿倒入门前的荷花池中。

几天后，妻子下床，到荷花池中淘米，猛然看见她那儿子从荷花丛中游到石埠上，向娘讨奶吃。娘总是爱儿子的，于是抱起来喂了奶，就这样，她一天三次淘米，就喂儿子三次奶。一天，两天，一直过了三百六十天，儿子渐渐长大，却现出龙的样子来。

这消息又传到老族长的耳朵中，他知道怪胎非但没卡死，反而长大了，大为恼怒，于是想出一条毒计，要宰掉它。

一天中午，这个老头儿身边藏把砍柴刀，偷偷躲在池边树丛里。等到那个女人淘米时，果然看见有条小龙游上岸来向她讨奶吃。

老头儿见状举刀就砍，小龙连忙跃人荷花池中。可是迟了，这一刀，把小龙的尾巴砍了下来，霎时间鲜血淋漓。刚好池中停着一只美丽的大蝴蝶，那蝴蝶见小龙无故受害，没了尾巴，心里十分同情，就立即飞过去，用自己的身子接在它的尾巴上，于是变成了一条美丽的龙尾巴。

就在这时候，狂风大作，乌云翻滚，满池荷花的花瓣纷纷扬扬飞旋起来，那条龙一下子长到十几丈长，骤然从池中跃起来，身上插满了荷花花瓣，直向天空飞腾而去。

那老头儿见到这股气势，吓得昏过去，死了。小龙的娘一见儿子飞人云层，含着眼泪连唤三声小龙，但是小龙已经飞得无影无踪了。

自此以后，苕溪两岸每逢干旱，小龙就会飞来降云播雨，使乡亲们获得丰收。长兴一带老百姓为了感谢它，就用彩布做荷花瓣龙鳞和蝴蝶龙尾，制成长兴著名的“百叶龙”，每年春节，人们都要舞龙，用来纪念和庆贺。

龙的传说——二郎逐蹇龙：

（广元县）又二十里为神宣驿，即古筹笔驿也。相传武侯出师驻此。……神宣驿者，世传二郎神持剑逐蹇龙过此，故名。（明，曹学*《蜀中名胜记》卷二四）

二郎，李冰子。《朱子语类》卷三：“蜀中灌口二郎庙，当是因李冰开凿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按李冰于“二郎”之名已早见于此书。有关二郎神话，古籍不载，仅见于近人记述。）《都江堰功小传》云：“二郎为李冰仲子，喜驰猎，与其友七人斩蛟。又假饰美女，就婚孽鳞，以入祠劝酒。”《灌志文征》卷五《李公父子治水记》亦有记载。现代民间所传关于二郎之神话则甚多，兹节述其一：秦灾蜀，秦王命李冰为蜀郡守，二郎亦偕其父同至蜀。时蜀地多水患，二郎奉父命往寻洪水祸源，思有以治之。二郎跋山涉水，自秋徂冬，从冬及春，沓无消息。一日入山林，遇猛虎，二郎射虎死，方割取虎头。七猎人出，二郎举虎头示之，七人咸惊。乃求共往侦水患，二郎允之。遂同至灌县城边一小河，闻茅屋内有哭声，觇之，乃老妪哀其幼孙将往祭水怪孽龙者，知洪水患害，乃在于斯耳。遂与七人同往白父，李冰授以擒龙之法，众人依计而行。至祭日，二郎持三尖两刃刀，与七友同入江神庙，伏神座后。顷之，孽龙随风雨入庙攫祭物。二郎率七友遽出，齐战孽龙，龙不支，窜出庙。四山锣鼓喧天，人声如潮。龙惧入水，二郎与七友亦俱入水；龙上岸，亦俱上岸，遂擒孽龙。二郎与七友斗疲，暂憩于王婆岩下，而置龙于河中。河有龙洞，通崇床州河，孽龙乃伺机逃。二郎以三尖两刃刀置河上，倾耳近柄而听之，惊曰：“龙遁矣！”乃与七友急往觅龙，终复擒之于新津县童子堰。方返至王婆岩，遇前日茅屋泣孙老妪，持铁锁链来谢赠之。二郎即以此锁链锁孽龙，系之于伏龙观石柱下深潭中，后遂无水患。（《中国神话传说词典》）

龙的传说——孽龙与病龙：

农历的庚辰龙年和公元的2000年碰到了一块，算来是3000年一遇，于是，这“龙”就成了特别珍稀的“千禧龙”。企业家、文化人都纷纷围绕着“龙”做文章。总体上讲，龙当然是好的，不好，怎么会将我们民族、国家、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都比作龙呢？具细些说，对龙族的成员就不能一好而蔽之了，这里得讲点辩证法，就像人间有好人坏人之分一样，龙族也有孽龙、歹龙、恶龙、祸害一方的龙。即就是好龙、善龙、祥龙、忠于职守的龙，也不能保证生生世世都不生疮、不患病呀。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2:56 　回复此发言

【“魁”的含义】

　　在科举考试中，取得高第即称作“魁”，就是出于“魁”与“奎”的同音，并有“首”之意的缘故。如明朝时，科举要实行“五经取士”。所谓“五经”，就是《诗》、《书》、《礼》、《易》、《春秋》，为儒家崇奉的五部经书。每经所考取的头一名称之为“经魁”。“魁”即有“首”、“第一”之意。在乡试中，每科的前五名必须分别是其中一经的“经魁”，故又称“五经魁”或“五经魁首”。此外，科举考试中，进士第一名称状元，也称作“魁甲”；乡试中，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也称作“魁解”，均有“第一”之涵义。

【魁星的地位】

　　由于魁星掌主文运，所以与文昌神一样，深受读书人的崇拜。过去，几乎每个城镇都有魁星楼、魁星阁。因“魁”又有“鬼”抢“斗”之意，故魁星又被形象化——一副张牙舞爪的形象。传说他那支笔专门用来点取科举士子的名字，一旦点中，文运、官运就会与之俱来，所以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将其视若神明。唐宋时，皇宫正殿的台阶正中石板上，雕有龙和鳌(大龟)的图像。如吊考中进士，就要进入皇宫，站在正殿下恭迎皇榜。按规定，考中头一名进士的(状元)才有资格站在鳌头之上，故有“魁星点斗，独占鳌头”之誉。宋代人同秘在《癸辛杂识》中就有当时考中状元，朝廷“送镀金魁星杯柈(盘)一副”的记载。明朝人陆深在《俨山外集》中也描述了士生们在座右贴魁星图和考场出售魁星像的热闹场面。这些皆表明士生们都希望“魁星点斗，金榜题名”。

【拜魁星】

　　农历七月初七，俗又称“魁星生日”。“魁星”系北斗一星宿名。民间谓“魁星主文事”。闽东一带读书人崇敬魁星，仅次于孔子，于“七夕”更有“拜魁星”之俗。

　　“拜魁星”仪式亦在月光下举行，和上述拜织女相类似，所以，在闽东一带村庄里居民，若是一家人丁旺盛宽敞的屋子，“七夕”这晚，天井里往往摆上“拜织女”、“拜魁星”二张香案，仕女聚会一堂，又被分为两个面面相对不同性别的小天地，非常热闹有趣。

　　“拜魁星”事先要糊一个纸人（魁星）：高二尺许，宽五六寸，蓝面环眼，锦袍皂靴，左手斜捋飘胸红髯，右手执朱笔，置案上。祭品隆重不可缺的是羊头（公羊，留须带角），煮熟，两角束红纸，置盘中，摆“魁星”像前。其他祭品茶酒等随便。参加拜魁星的，于烛月交辉中进行，鸣炮焚香礼拜罢，就在香案前围桌会餐。席问必玩一种“取功名”的游戏助兴，以桂圆、榛子、花生三种干果，代表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以一人手握上述三种果干各一颗，往桌上投，随它自行滚动，某种果干滚到某人跟前停止下来，那么，某人即状元、榜眼或探花；如投下的干果各方向都滚偏，则大家都没有“功名”，须重新再投，称“复考”；都投中，称“三及第”；其中二颗方位不正——比如桂圆，榛子都不中，只花生到某人跟前，而某人即中“探花”。这样投一次，饮酒一巡，称“一科”，而谓“这科出探花”，大家向“探花”敬酒一杯。敬酒的“落第考生”下“一科”继续“求取功名”，而有了“功名”的不参加。这样吃吃玩玩，一直玩到大家都有“功名”为止。散场时鸣炮烧纸镪，“魁星”像也和纸镪一起焚烧。

【魁星遗迹】

　　目前，现存的崇奉魁星的遗迹还比较多。在福建省象春县西部就有座奎峰山。南宋时，乡人颜应时、陈朴二人曾在此共守寒窗，后来共登仕途。乡里人连馥奎峰山为“魁星山”，将山下的詹岩馥为“奎星岩”。在岩石上建筑了“奎星庙”，庙中所塑的魁星像堪称“雕形奇古，世间罕匹”。

　　同时，云南昆明西山龙门的石雕魁星也很出名。踏入凌空而立的“龙门”石坊，便到了石阁石殿。殿中就供奉着一尊高三尺有余，手执点斗朱笔，独占鳌头的魁星神像。两侧是文目和关圣二帝君。这三尊神像连同像后的海水、波涛、腾龙、礁石以及像前的香案、香炉，完全是自洞内的崖石雕砌而成，巧夺天工，令人拍手叫绝。此外，龙门南侧土红色峭壁有如金榜高悬，名曰“挂榜山”。挂榜山中“魁星点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美妙传说，使得全山充满神秘色彩。可以想象，曾有多少文人志士登临此处，神思遐想，踌躇满志。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8:23 　回复此发言

【其五】、道教崇奉的星神

“四象”和“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亦称“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我国古代为了观测天象及日月五星的运行，选取二十八个星官作为观测时的标志，称为“二十八宿”。它又平均分为四组，每组七宿，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和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动物形象相配，称为“四象”，道教名之为“四灵”。二十八宿在四象观念的形成很早，至战国初已见于记载。稍晚的《礼记·曲礼上》云：“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孔颖达疏：“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汉代纬书《尚书考灵曜》云：“二十八宿，天元气，万物之精也。故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龙，曰‘左青龙’。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其形如鹑鸟，曰‘前朱雀’。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其形如虎，曰‘右白虎’。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其形如龟蛇，曰‘后武’。”道教对此天象加以拟人化，为之定姓名、服色和职掌，顶礼膜拜。《云笈七签》卷二十四《二十八宿》称：“甲从官阳神也，角星神主之，阳神九人，姓宾名远生，衣绿玄单衣，角星宿主之。乙从官阴神也，亢星神主之，阴神四人，姓扶名司马，马头赤身，衣赤缇单衣，带剑，亢星神主之。“其余二十六宿类此。《太上洞神五星诸宿日月混常经》又对二十八宿之状貌、行为作了描述。”曰：“角星之精，常以立春后寅卯日游于寺观中，形少髭鬓，参问禅礼，……或游于酒肆自饮，……识者求之，多示人养生播种之术。”亢、氐、房三星之精，常以寅卯日同行，衣青苍衣，……游于人众中或大斋会处，…… 即是求之，多与人救世之术。

    玄武在道教中既是颇受崇拜的神明，又是一个可以引导修行的意象。在有关玄武崇拜的故事传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人格化的玄武神——“玄帝”与诸多神仙人物一样有名师指点。从其“师承”方面入手加以考察，也能发现其与丹道的密切联系。《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玄帝念道专一，遂感玉清圣祖紫元君传授无极上道。元君告玄帝曰：子可越海东游，历于翼轸之下，有山自乾兑起迹，盘旋五万里。水出震宫。自有太极，便生是山。上应显定，极风太安、皇崖二天，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也。子可入是山，择众峰之中，冲高紫霄者居之，当契太和。升举之后，五百岁当上天，龙汉二劫中披发跣足，蹑坎离之真精，归根复位，上为三境辅臣，下作十方大圣，方得显名亿劫，与天地日月齐并，是其果满也。告毕，元君升云而去。

    这个故事尚见于《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卷三之中。从其情节可知：玄帝的“老师”叫做“紫元君”。按照道教的称呼习惯，高规格的女仙方有“元君”之称，可见紫元君当属女性。她住在什么地方呢？《玄天上帝启圣录》之行文在紫元君之前加上了“玉清圣祖”的定语，这既可以显示紫元君在道教仙境中的地位，又说明了她是天上胜境的女仙真。这位“元君”被奉为“圣祖”，足见其地位之显赫，而他又居于“玉清”境，看来还是属于元始天尊所辖之大系。从理性的立场看，玄帝拜师的故事当然是一种信仰心理的表现，我们一般凡人是难于从玉清胜境的神仙大学研究生院中查考到玄帝的学籍记载的。不过，这个资料至少为我们追溯玄武信仰在流行过程中是如何与丹道脉系相交融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线索。考诸《道藏》，其中有一部经书叫《紫元君授道传心法》（以下简称《心法》），题长生阴真人注。既然是“注”那就说明其经文在阴长生之先已经存在。按道门之说法，长生阴真人，又称阴真君，或英真君。据葛洪《神仙传》的记载，阴长生乃东汉和帝（88年——105年在位）阴皇后之高祖，出富贵之门，好神仙之道，闻马鸣生修道成仙，遂离家皈依其门下，朝夕追随其左右，勤于仆役杂事，如此达二十余年之久。据说，与阴长生一起学道者十余人，因耐不住学道之辛苦，悉皆归去，唯独阴长生不改初衷，执礼更勤。由之而获得马鸣生之信赖，于元光元年（122年）携之入青成山炼丹，又于鼎旁别筑神坛，授予《太清神丹经》。阴长生别师归家，依丹经之方制炼丹药，且炼黄金十余万斤，广济人间，后服丹而举家长生，在人间三百年，尔后羽化升仙而去。就阴长生的生平事迹看，他显然是一个精通外丹烧炼的人，应属于外丹派中人。但在题为阴真人注的《心法》一书却有许多批评外丹之言论。例如其中所称：“仙士勿令错用意，妄将变黄白药，错服食。”这是告诫人们，不要把仙经中的药物机械地理解为制炼黄金白银之类和外丹服食之品。另外，《心法》还批评“休粮”、“服气”、“导引”之类，把这些东西视为旁门。这显然是站在内丹学派立场说话的。就道教思想史的发展历程看，内丹理念虽然在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之中已经存在，但那时并没有明确表达，更不是把它看作与外丹相对立的操作方式。直到唐末以来，由于外丹服食的种种失败和教训，以钟离权、吕洞宾为代表的内丹学派才兴起反对外丹服食，而著重内丹之修炼。宋代中期，张伯端承袭钟吕道脉，祖述内丹，斥休粮服食之类为旁门左道。《心法》的一些主张与金丹派南宗颇相一致，故其注文当较为晚出，很可能就是南宗派系之所为。

这使我们得以看到丹道秘法由内外相兼逐步发展为主内丹而排斥外丹的演变轨迹。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仍然可以发现“玄武”在丹道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心法》在论述如何修心以使“三丹”归命时言及“天一得之，结绳为证”。这个“天一”即是玄武的符码转换，因为“河洛”象数之法，天一乃居于北方，为壬癸水之所位。《玄天上帝启圣录》称紫元君传给玄帝“无极上道”后要他“复归本位”，这与《心法》所言之“天一”之意蕴实不相悖。

　　另外，《心法》有“三一升腾，必定规矩”之文。其释者谓：“三一者，准上三丹，各有归魂守一之法。论至药门中，四气筋骨血肉相承之法，不失纤毫，勿令失其阴阳时候，每月初发火，从一日数九九之法，此三一法并是内三一之法，用十二个月，火候管十二时，配十二位，行九宫，象八卦，合五行。”有关“三一”的说法，乃源自老子《道德经》，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函三为一。这个“一”在道教中是很重要的概念。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曰：“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由此可见，所谓“三一”，分则为三，合则为一。就九宫八卦来讲，五行相生，四时轮转，返本归一。这个“一”仍是玄武之位。

　　四方四灵，自古以来只被作为守护神，地位是不很高的。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8:12 　回复此发言

龙分雌雄，这是二龙戏珠的图案比较多的原因。如果珠作卵解，就是父母双方共同呵护、爱抚他们的子女；如果珠作太阳解，就是雌雄二龙共迎旭日东升，让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再者，二龙对称，龙体弯长，珠形滚圆，在构图上也具有一种美感。

龙的传说——乌龙：

少华山下的龙潭堡，原先只有十来户人家。村里住着：一家姓刘的父女二人，靠做卖豆腐为生。女儿名珠凤，出落得俏模俊样。有一天珠凤去挑水，钩搭上挂上来一条小黑蛇。她把小黑蛇捉下来放到井台上，说：“怪可怜的，放了去吧！”小黑蛇对她点了点头，一转身窜到井里去了。

珠凤挑水刚进屋，听见背后有人叫她。转身一看，是个二十来岁的漂亮小伙。小伙拉住珠凤的手，在她手心里放了一粒滚圆滚圆的珠子，说：“我是渭河龙君的五太子，刚才在龙潭中戏游，不小心撞在你的钩搭上挣脱不得，多谢大姐救命之恩。这是一颗龙珠，你把它放在水缸里，就不用天天挑水了。往后有啥为难事，大姐只管说一声吧。”说完，顿时不见了影儿。珠凤追出门外，只见井口一团白雾，听得井水哗啦啦响了几声。她觉得像是在梦中一般，再看手里，分明是颗宝珠。进屋后，她将龙珠往水瓮里一丢，哗枣，水花翻溅，泛起满满一瓮清水，尝一口，比那井水还甜，珠凤知是宝物，对谁也没讲，连她亲大也瞒着。只是常常想起乌龙，每天都去井台上挑一担水，偷偷往井里看上几眼。

离龙潭堡四五里的孙家堡住着一家财东尹立先。珠凤他妈死的时候，刘老汉没钱殓葬，借了尹财东十两银子。日子穷，还不起，却常给尹家送些豆腐，权当付了利息。这十两本银尹财东也不催要，乐得一年到头吃豆腐不花钱买。

珠凤姑娘年长一年，越发出落。尹立先贼眼骨碌一转，打起了珠凤的鬼主意。先是请了个能说会道的媒婆，给珠凤说媒下聘礼来了。刘老汉执意不肯，珠凤心性刚烈，提起礼盒子摔到门外，媒婆碰了一鼻子灰。

尹财东知道了，气得直翻白眼，骂道：“老东西给脸不要脸，十两银子的财十几年咧欠着不还。哼！连本带利纹银百两，三天内交来啥说不说，交不来银子枣哼哼！”他眯起眼一声冷笑：“叫珠凤姑娘来顶账！”话传到刘老汉耳朵里，他也没了主意。珠凤只是爬在炕沿上哭，左思右想没办法”等到半夜她大睡定，跑到井台儿上，牙一咬，心一横，大叫一声：“妈，儿跟你来了！”眼睛一闭，纵身扑进井里。

珠凤只觉得头晕目眩，像是腾云驾雾一般。忽听得耳朵边有人呼喊：“珠凤，珠凤妹妹！”慢慢睁开眼一看，原来自己不曾落到水里，却躺在乌龙的胳膊上。“乌龙哥！”她像见到亲人一般，伏在乌龙的怀里大哭起来。乌龙劝她说：“珠凤，你的事我都知道，你不要难过。狗财东为富不仁，天理难容，看我收拾这条老狗”……我送你回去吧！”珠凤不肯，他在她耳边一阵悄声絮语，说得珠凤含泪带笑，连连点头。

听得珠凤投井、乡亲们打着火把下井救人。乌龙见有人下来，轻声对珠凤说：“好妹妹，我不送你了。”双手将珠凤托起。下井的人摸到珠凤，连忙绑上绳子，把她救了上来。

夜深人静，珠风把她和乌龙的事从头到尾给父亲学了一遍，老汉听了暗暗惊喜，却又半信半疑。珠风从瓮里捞起龙珠，老汉见果然不是世俗之物，才信了珠凤的话。珠凤跳井得救的消息传到尹立先耳里，老贼捋着鼠须一阵奸笑：“嘿，分明是天公作美。我尹某人家财万贯，金银满箱，再能有这么个美人几，可真是……啊，嘿……”贼眼一转，吩咐下人分头准备去了。第二天一大早，老贼带着一伙家丁朝珠凤家奔去。走到半路，一阵狂风卷着沙石吹得天昏地暗，带来的财礼早刮得没了影儿，尹贼连人带马翻倒在地。狂风过后，老贼一看，财礼虽空，人马俱在，就揉了揉被摔歪的鼻子，带着一帮家院，挥棍舞棒，直奔刘老汉家来抢珠凤。

乌龙见老贼三番事过，仍不知改，待老贼冲到井台边，便现出真形，口含龙珠，喷出一股清泉。一时间电闪雷呜，恶浪滔天，尹贼一伙狼哭鬼嚎，随波翻滚，被冲入渭水河中，喂了鱼鳖。一会儿云消雾散，满天霞光，云端里舞起一条黑色巨龙，龙背上坐着珠凤姑娘。飞到山顶，乌龙卧下歇息，珠凤向父亲和乡亲们挥手告别。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2:56 　回复此发言

龙珠也是佛教东传以后才有的。在佛教中，有一种宝珠，又叫摩尼珠、如意珠。我国唐宋以后，龙戏珠的出现，当与佛教有着渊源关系。

【龙的传说】

　　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的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寻龙的踪迹，进入远古的历史和龙的世界，去了解、探索龙的奥秘……

龙的传说——龙王：

龙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四灵之一。《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有“龙王品”，列有以方位为区分的“五帝龙王”，以海洋为区分的「四海龙王」，以天地万物为区分的54名龙王名字和62名神龙王名字。唐玄宗时，诏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宋太祖沿用唐代祭五龙之制。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诏天下五龙皆封王爵。封青龙神为广仁王，赤龙神为嘉泽王，黄龙神为孚应王，白龙神为义济王，黑龙神为灵泽王。清同治二年(1863年)又封运河龙神为“延庥显应分水龙王之神”，令河道总督以时致祭。在《西游记》中，龙王分别是：东海敖广、西海敖钦、南海敖润、北海敖顺，称为四海龙王。

龙的传说——龙珠：

人们在建筑彩画、雕刻、服饰绣品等载体上常见“龙戏珠”（有“单龙戏珠”、“二龙戏珠”等）图案。有朋友问了：什么是“龙珠”？“龙珠”因何而来？“龙戏珠”又是怎么回事？

龙珠是与龙有关的珠。“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这是《庄子》的说法了。《埤雅》也言“龙珠在颌”。《述异记》讲，“凡有龙珠，龙所吐者……越人谚云：‘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上述说法讲了两个意思：一是龙珠常藏在龙的口腔之中，适当的时候，龙会把它吐出来；二是龙珠的价值很高，用民谚来说，就是得一颗龙珠，胜过种一千亩柑橘。

那么，龙珠从何而来呢？龙为什么要戏珠呢？我们知道，珠，是水中的某些软体动物，在一定的外界条件刺激下，其贝壳内分泌并形成的圆形颗粒，因其有亮丽的光泽而被人们所喜爱，因而被称作珍珠。既然水中的动物能生出珠来，作为水族之长的龙，自然也要有珠而生了枣这该是龙珠神话产生的一个基本思路。

但是，事情好像还不是这么简单。龙是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集合的对象有鱼、鳄、蛇、猪、马、牛，以及雷电、云雾、虹霓等等。其中，鳄类和蛇类是卵生的。卵是圆形的，也可以说是颗粒状的，是比珍珠大得多的颗粒。那么，古人会不会把鳄卵蛇卵当作一种“珠”呢？回答是肯定的。古人能将鳄蛇作为主要的集合对象，对其卵自然不会忽略；对鳄和蛇来说，卵的意义是重大的，是生命之源，有卵便有鳄、有蛇，进而才有龙。因此，卵是完全可以以“珠”的身份进入龙的生活之中的。那么，龙珠就是龙卵；龙戏珠，实际上就是龙戏“卵”，是龙这个神物，对生命的呵护、爱抚和尊重。其中体现和表达的，是古人的一种“生命意识”，即对转承不息的生命现象的认识、理解和发挥。

民间吞珠化龙的传说为我们的看法提供了注脚：某少年割草（或打水）得一宝珠，此珠放到米缸涨米，放到钱柜生钱。某财主知道后，带人来抢珠。少年情急中将珠放到口里，却一不小心咽了下去。于是口渴求饮，缸水喝干了，又去喝河水、江水。喝着喝着，头上冒出了角，眼睛朝外凸，身子变长出鳞枣化为龙了。这样的传说广泛地流传于四川、浙江、广东等地，从中透示出“珠”的珍贵，以及珠和龙生命相依的关系。

太阳，是我们对“珠”的另一个理解。我们见到的一些龙戏珠图案，尤其是那些二龙戏珠图案，其珠多有火焰升腾，分明是一枚“火珠”或“火球”；下面是滔滔海水，可以理解为火球跃出海面。在人们的视野和观念中，堪称“火球”的，太阳可排在第一。那么，很显然，火球出海也就是太阳出海了。既然是太阳出海，为什么要龙来“戏”呢？这里要引入古人眼中的四方神：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龙则是代表东方的神物。这样看来，龙戏珠就有太阳崇拜的意思了，该是太阳崇拜和龙崇拜的交融。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2:56 　回复此发言

　【其一】
   中国龙与印度龙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在动物崇拜中，龙具有至高无尚的地位。特别是在龙崇拜与政治结合起来之后，龙成为帝王的象征，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神。而印度龙则是一般的神灵，如佛经中的天龙八部之"龙"，不过是普通的护法神而已，无至高无尚的地位。在印度的动物崇拜中，金翅鸟受到最高的崇拜，而龙经常是金翅鸟的猎物。在佛典中，龙的"三患"之一便是金翅鸟。传说金翅鸟每天以龙为食，一天需要一条大龙王，五百条小龙。这说明龙的地位远在金翅鸟之下，而中国则相反，龙的地位远在凤鸟之上。
   【其二】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能够升天入地，沟通天人；能为神仙乘驭，来往于天地之间。如黄帝乘龙升天，颛顼、帝喾、启亦乘龙往来。而印度佛教中的龙则没有这种神性。大神乘骑的是金翅鸟，如古印度人的天神毗湿奴常骑在金翅鸟上飞行。佛教中的文殊菩萨乘的是狮子或坐白莲台；普贤菩萨乘的是六牙白象或坐青莲台。
   【其三】
　　在佛教中的龙王崇拜传入之前，中国的龙没有地域性，龙被奉为主宰雨水之神，受到各地各民族的普遍崇拜，龙的形象基本上也相同的，只有颜色的区别，分为青、赤、白、黑、黄五种。印度人虽然封龙为"王"，给龙造"宫"，但印度龙的地方神特性较明显，龙王的种类繁多，各水域都有龙王、龙宫，说明龙只不过是某一水域的主宰神。

　　从以上差异来看，龙文化传入印度在秦汉之前，因为龙在秦汉开始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在此之前，龙的主神性是主宰雨水，而印度的龙王也一样，主宰大海、湖泊和水潭等水域。龙崇拜传入印度之后，经过再创造，与本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印度特色的龙文化。

　　佛教产生后，龙文化又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佛教东传，佛教中的龙文化又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我国原有的龙文化融为一体，从而使中国的龙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说法颇多。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图经〉，当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据〈史记〉载：大月氏原在甘肃敦煌、祁连山一带游牧，汉文帝时，为匈奴所迫，迁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不久又遭匈和乌孙的联合攻击，遂迁至今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建王庭于阿姆河这北。约在公元前130年前后，越阿姆河，攻占大夏，据有其国。因大夏当时已崇奉佛教，故亦改信佛教。汉武帝元朔元年，汉使张骞至其国。公元一世纪中叶，建贵霜王国。其后国力渐强，破安息，灭天竺等国，国势鼎盛，佛教发达。

　　由于大月氏国原在中国，因而与中国有特殊的感情，相互来往频繁，他们在传播佛教方面起到特殊的作用。由中国传入并经过印度化而纳入佛教体系的龙王崇拜，随着佛教的东传又反馈到中国。在龙王信仰传入之前，中国本土只有海神、水神、河神或河伯信仰。先秦时期的神仙家和早期道教，都不讲龙王。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龙王信仰也一样，自传入中国之后，经过再创造，后来中国的龙王已不同于印度的，成为中国化的龙王。在印度，龙王是佛的信徒、供养者或守护神，而中国因受道教和儒教的影响，龙王信仰也发生了种种变化。在道教的影响下，中国的龙王成为玉皇大帝的部下；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的龙王传说强调仁、信、义，强调夫妇、弟兄、父女之情，并有善恶之分。此外，中草药各地的龙王一般有姓、名和封号，这也是中国特有的。

　　印度佛教艺术的传入，对中国龙形象也有较大的影响。从汉晋到唐宋时期，龙的形象在演变过程中，明显地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如敦煌北魏壁画上的龙，其动态是在奔腾，却给人以一种安详、宁静的感觉，这种造型显然来源于同时代佛教中的飞天。印度佛教中的狮子对中国龙形象的演变影响也很大，唐宋时期的龙吸收狮子的形象。头圆而丰满，脑后披鬣，鼻子也近似狮鼻。江西江宁南唐要升墓中壁画上的龙，不但头部像狮子，就连整个身体也有点近似于狮子。龙吸收狮子形象，主要是为了言其神威，增加它的神通。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2:56 　回复此发言

在中国本土的龙崇拜中，原无"龙王"崇拜，龙王崇拜是在佛教传入后引进的。在汉代之前，只有龙神，而无"龙王"。隋唐之后，佛教信仰传入中国，龙王信仰遍及中土。学者一般认为，龙王、龙宫信仰是源于印度，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引进的。

　　在佛经中，龙王名目繁多，如〈妙不莲花经〉称：龙王有八，一为难陀龙王，二为跋难陀龙王，三为娑伽罗龙王，四为和修吉龙王，五为德义迦龙王，六为阿那婆达多龙王，七为摩那斯龙王，八为伏钵罗龙王。

　　中国本土的龙崇拜与佛教中的龙王崇拜孰抚孰后？两者的关系如何？是一方传给另一方，还是各自产生的？

　　从一些迹象来看，印度佛教中的龙是由中国传去的，经过印度人的再创造，成为"龙王"。随着佛教的东传，龙王崇拜也随之传入中国。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龙王信仰也得到迅速流传。其理由有七。

　　其一，中华民族的龙文化源远流长，据有条有理发掘，最早的龙形象是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一条距今七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其次是举世瞩目的河南西水坡的蚌壳龙。第三是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焦墩遗址发现的用卵石摆塑的一条巨龙。第四是众所周知的内蒙古三星他拉玉龙等。这些都充分证明龙崇拜早在六七千年前在中国便十分普遍，同时也证明龙文化是中国的本土文化，而不是外来文化。

　　其二，据目前所见印度龙的最早考古资料是公元前一世纪的壁画〈龙王及其家族〉和纪元前后的〈龙族向菩提树礼拜〉，晚于中国的辽宁查海石块龙约五千年。

　　其三，在文字记载方面，据目前所知的史料来看，印度有关龙的文字记载最早是龙树于公元二世纪左右所写的〈智度论〉，这一记载距今仅1800年左右。而中国有关龙的记载较印度早得多，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不少"龙"字以及崇拜龙的一些记载，这说明在3500年前中国的龙崇拜已十分普遍。

　　其四，中国龙文化自形成之后，不仅在国内迅速传播，而且很快传到国外。印度佛教中的龙当是由中国传过去的。传播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是经西藏传入。据考古资料，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石器文化便传到西藏及其以南地区。龙文化传达室入西藏，然后传入印度，是完全有可能的。龙文化传播的另一条路线是西域丝绸之路。中原王朝早在三千多年前便与西域有接触，传说周代早期已有移民到达葱岭以东地方。商灭夏之后，夏训落有一部分人徙往西北地区，到达甘肃等地之后，继续向西迁徙，进入西域的焉耆国。后来，这些迁入焉耆国的龙氏族部落至晋代是城为该国的统治者，并以"龙"为姓。他们把自己的龙文化带入西域是肯定无疑的。

　　其五，古印度本来没有龙的观念，梵文中没有"龙"的专用词，"龙"是和"象"合用一个词来表示的。在古印度神话中，雷电是骑白象的大神因陀罗手持雷凿造成的。中国龙传入印度之后，龙神很快取代了因陀罗，成为风雨雷电的主宰神。因而，表示"象"的词又来表示"龙"了。

　　其六，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的传说约有20则，其中西域五则，北印度五则，中印度十则，而南印度一则也没有。从内容来年，龟兹、于阗的龙传说与中国古代的龙传说很相似，有乘龙及龙与妇女交合而生龙种的传达室说，而与佛教毫无关系。而〈大唐西域记〉中关于葱岭以南、邻近印度的龙神话传说，其内容则与佛教中的人物有关。这也可说明西域是中国龙文化传入印度的一条路线。

　　其七，中国原始的龙，具有较多的蛇形象和属性，印度龙也一样，与蛇有密切的关系。在佛教的绘画雕刻艺术中，龙王的头部后面一般都有一个展开的有三五个或七个头状物的眼镜蛇冠子。另外，佛经还常有"毒龙形状如蛇"的说法，也说明印度龙具有蛇的属性。

　　中国本土的龙具有马、牛、鱼、鹿、蛇等动物特征；佛教中的龙王也相似，具有象、蛇、马、鱼、虾等多动物的特性，据上，有理由认为，佛教中的龙是由中国传入的。

　　佛教中的龙与中国龙也存在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2:56 　回复此发言

  龙是伟大的，因为它得到了所有炎黄子孙的尊敬；龙又是虚无的，因为它只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物质。
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中，是一种神异动物，具有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口角有须、额下有珠的形象。《山海经》记载，夏后启、蓐收、句芒等都“乘雨龙”。另有书记“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前人分龙为四种：有鳞者称蛟龙，有翼者称为应龙，有角者称虬龙，无角者称螭龙。有人认为这是古代炎黄统一中原各部落后，揉合各氏族的图腾形成的形象。传说能隐能显，春风时登天，秋风时潜渊。又能兴云致雨，后成为皇权象征，历代帝王都自命为龙，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龙被中国先民作为祖神敬奉，普遍尊尚“龙”，中国人经常自称“龙的传人”。

      龙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排列第五。龙与凤凰、麒麟、龟一起并称“四瑞兽”。（也有许多典籍和史书著作中提到“四瑞兽”分别为：猰貐、居、貔、狻猊。）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国天文的四象。

【道教和龙】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是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形成的，集巫术、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及秦汉时期的神仙方术于一身，并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一门宗教。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倡导的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逐小形成办有教理、教义、教规的一种人为宗教形式。道教自形成之初，便与龙崇拜有不解之缘。先秦时代的乘龙周洲四海、乘龙升天，以及以龙沟通天人的信仰，被道教全盘继承。

　　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子孙都继承其业，均称"天师"，并传达室说与龙有缘。传说第三代天师名鲁，传说他有十个儿子，号"张氏十龙"。另有一则传说称：张鲁的女儿在山下洗衣，忽有白雾绕身，因此竟未婚而孕，感到羞耻，便自杀身亡。死前留下遗言，务必剖尸看腹中为何物。结果，腹中有两条双胞胎小龙，婢女把它们放进汉水。其后的许多道教代表人物都被说成与龙有神秘的关系，如南朝时的道教代表人物陶弘景，传说其母梦龙而生，他是一个龙种。

　　龙在道教中最主要的作用是助道士上天入地，沟通鬼神。龙被认为是"三轿"之一。这里所指的"三轿"，一曰龙轿，二曰虎轿，三曰鹿轿。道教的三轿主要是作为其上天入地的乘骑工具。张光直先生认为："濮阳第45号墓的墓主是个仰韶文化社会中的原始道士或是巫师，而用蚌壳摆塑的龙、虎、鹿乃是他能召唤使用的三轿的艺术形象。"他把蚌壳龙、虎、鹿与古代原始道教上三轿相联系，认为二者有渊源关系。　　传说有法力道行的天师、真君还能召龙、驱龙。《酉阳杂俎。怪术》称：在一个名叫云安的地主，江边有十五是险滩，舟楫若不靠人拉纤，无法通过。瘦代天师翟乾佑念商旅之劳，结坛作法，召来群龙，共14条，均化作老人。翟天师让它们夷平险滩，以利舟行。群龙领命而去，一夜之间，风雷震击，十四里险滩都变成平潭，惟独剩一里依旧如故。翟天师一看便知是一条龙昨日未到，于是再次登坛作法，严敕神吏召它前来。三日之后，方有一女女子来到，原来是一条雌龙。好申辩说：乘船过这条江的，都有是富商大贾，给他们拉纤的，都是云安的贫穷百姓，他们一向靠拉纤过活。倘若险滩没了，舟船通行无阻，他们靠什么吃穿呢？宁可要险滩以赡纤夫，不愿利舟楫以安富商。翟天师听后连连点头，于是又召诸龙一切恢复原样。

　　在道教中，龙并不是自然之龙，而是蛇化成的龙。《黄白篇》有："蛇之成龙，亦与自生者无异也。然其根源之缘由，皆自然之感致。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龙王信仰也随之传入。道教亦引进佛教龙王并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龙王信仰，称诸天龙王、四海龙王、五方龙王等。后来，凡有水之处，无论江河湖海，渊潭塘井均有龙王，职司该地水旱丰歉。于是大江南北，龙王庙林立，成为中国龙崇拜的重要一部分。

【佛教和龙】

　　中国龙文化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除了后来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和道教学说完全继承并极力宣扬龙的信仰，并加以创新和发展之外，还与外来的佛教中的"龙宫"和"龙王"有关。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2:56 　回复此发言

涤亲溺器　　黄庭坚，北宋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诗人、书法家。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弃官寻母　　朱寿昌，宋代天长人，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尝粪忧心　　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哭竹生笋　　孟宗，三国时江夏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后来他官至司空。

扼虎救父　　杨香，晋朝人。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

恣蚊饱血　　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卧冰求鲤　　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

乳姑不怠　　崔山南，名，唐代博陵（今属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山南”。当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数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

闻雷泣墓　　王裒，魏晋时期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博学多能。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杀害，他隐居以教书为业，终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晋臣。其母在世时怕雷，死后埋葬在山林中。每当风雨天气，听到雷声，他就跑到母亲坟前，跪拜安慰母亲说：“裒儿在这里，母亲不要害怕。”他教书时，每当读到《蓼莪》篇，就常常泪流满面，思念父母。

涌泉跃鲤　　姜诗，东汉四川广汉人，娶庞氏为妻。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拾葚异器　　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饥。一天，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 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

扇枕温衾　　黄香，东汉江夏安陆人，九岁丧母，事父极孝。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安帝（107-125年）时任魏郡（今属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著有《九宫赋》、《天子冠颂》等。

埋儿奉母　　郭巨，晋代隆虑（今河南林县）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怀橘遗亲　　陆绩，三国时期吴国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学家。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历算，曾作《浑天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

行佣供母　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

刻木事亲　　丁兰，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黄河北）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

戏彩娱亲　　老莱子，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他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鹿乳奉亲　　郯子，春秋时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一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芦衣顺母　　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论语·先进》）。他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百里负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孔子家语·致思》）

啮指痛心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亲尝汤药　　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前180）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

再次，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主流是士大夫们的文学，而士大夫的个人文学创作和人生理念毫无疑问是和个人的政治生涯紧密相连的。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几乎可以认定，服务於平民百姓的文学是不存在的，中国的文学无论是创作群体还是欣赏群体，主流都是属於士大夫的。还是以苏轼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苏轼在北宋中晚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一直扮演著一种奇怪的角色。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但正是在这里，反映出他的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
　　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於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士大夫，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裏如一的精神。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作为一个富於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著的品格。
　　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毫无疑问，苏轼上述心理中实际蕴藏著比一般直接流露的悲哀更深沉的悲哀，包涵著自我麻醉、苦中作乐的成分，这种心理使他的文学创作削弱了激情的强度，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不仅是时代文化的产物，而且毕竟表现出在更为高远的立场上观照社会与人生、处理个人不幸遭遇的宏达情怀。
　　苏轼的朋友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作为一个封建时代士大夫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苏轼为後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他身上既有文人的普遍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藉由苏轼身上文人的普遍性，我们便不难得出政治生涯可以促成文学成就的结论。进而又可以总结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即政治与文学是不可分离也是不可能分离的。因为即便象老子、庄子这些被後人视为出世隐遁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没能忘情于政治，虽然远避“庙堂”，他们却宏篇大论，著书立说，抨击政治，他们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参与世事罢了。

三、政治生涯与文学的关系

苏轼在一生中两个最苦闷难过的时期创作出了最好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政治失意反倒成就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政治生涯中遭受的迫害，使苏东坡的通脱恬淡和旷达超速成为了一种内在的需求与必然。他以此来应付政敌的迫害、环境的艰难和信仰的危机。面对人生困境，苏轼没有逃避，而是选择了超越，使其文学作品充满了巨大的吸引力，也成就了苏轼独有的人品和文品。

从苏轼身上得出的结论是：政治生涯的坎坷促成了文学成就。那又是为何政治生涯的坎坷能促成文学成就呢？

首先，仕途上不得志或者说是政治生涯的坎坷会让文人的性格乃至人格都清楚地显现出来。

真正性格坚定的文人是可以在不得志的苦难中超越自我的。苏轼没有在打击中平庸沉沦，因而成就了他自己，也成就了他的文学创作。倘若文人们都能走出政治失意的苦闷，那麼说明文人的心胸开阔了，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所体现的关於人生变与不变的哲理。如此的文学作品和胸怀怎麼不令人称叹？正所谓苦难成就人生，一个没有经历过风吹雨打的文人是不可能有很大成就的，这个从唐代诗人孟浩然身上就可以得到证实。他的诗歌虽然自然亲切，但缺乏丰富的思想内容，因为他未涉足过政治，没有经历过苦难的生活，只是平淡安静地度过了一生。

历史上如李白、杜甫、辛弃疾等文人，虽然他们经历的道路不同，但他们却无一例外的拥有十分坎坷的政治生涯。有一首评论历史的上这样说：“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作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雅。”极言隋炀帝和王安石若在政治上不得志的话，王安石将成为更大的文豪，隋炀帝则能成为一个才子名士。这种判断在历史已成定局後是不无道理的。如果曹雪芹压根儿没有经历过从政的失意和时事的无奈，他还有没有要写一部《红楼梦》的想法和毅力？青楼裏吟花颂月的名人不少，但是其中可列入文人行列的，并且诗词流传至今的名人始终不及那些在政界中混著，或得意，或失意的文人多，名气大。明末清初有一首诗说：“眼前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秋。若使当时成大厦，亦应随例作凡尘”，是说在政治上的失意，也未见得全是坏事，却极有可能在文学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其次，政治不得志只是政治生涯中的一部分，但却是文学创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这几乎是中国文人的共性。

这是与中国独特的文人政治体系密不可分的。文人治国是中国的一大传统，也是中国迥异於西方国家的独特之处。而文学本来就是文人用以进行自我人格建构与社会建构、用以作为仕途晋升的艺术载体，所以，由文人所引发的政治层面的变革与运动必然会波及到文学层面的变革与运动，而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大多是身居高位的庙堂文人、体制文人或官方文人，因而，政治生涯对於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甚至是终极性的。这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封建时代每一个文人的政治生涯整就是各种各样的史书材料，有喜、有忧、有得、有失，把它融入到文学中那定然会形成一本气象万千的史书。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政治生涯特别是相对坎坷的政治生涯是一种丰富的人生经历，而这种经历可以扩大文人的视野，宽广文人的心胸，锤炼文人的性格。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如果中国古代的那些文学大家没有各自坎坷又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涯，那他们几乎不会成为文学大家。就像苏轼，如果没有新旧党争，外放岭南，就没有“日单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如果没有“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赤壁，就没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就没有至今脍炙人口的苏子黄州“一词二赋八诗”……

在中国，几乎凡大政治家，也皆为大文学家。唐太宗诗好，他的大臣房玄岭、虞世南、魏徵的诗都很好。历代象曹操、诸葛亮、柳宗元、王安石、苏轼、范仲淹、曾国藩等出相拜卿的人物是如此；遭人陷害为国捐躯、为理想殉道的屈原、岳飞、文天祥、于谦也如此；当代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也皆如此。今人评论苏轼的诗、词、文章、书法甚至画作都堪称极品，无与伦比，我们很难想像，如果苏轼没有如此波澜壮阔和充满传奇色彩的坎坷政治生涯，他能不能还有如此的气势。所以，真正的文人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生涯中锻造出来的，否则便不可能成为更伟大的文学家。

元丰九年，苏轼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任侍读。苏轼进京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对做官已经没有兴趣了。入京以後，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中有一部分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後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苏轼曾力劝司马光采用新政中的“免役法”，但司马光坚决不肯。於是，苏东坡便处於两派的夹缝中间，两面都不讨好。

    元丰九年九月，司马光去世，旧派四分五裂，朝廷陷入派筏之争。为离开是非之地，苏东坡力请外放，终於在元佑四年调转杭州任知事。但元佑六年苏轼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并兼任侍读，因遭朔党排斥，几个月後便被调任颍州（今江苏省杨州市）知事。元佑七年（西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苏轼的职位越高，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郁郁寡欢的苏轼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未获批准。元佑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

元佑八年九月，高太后崩，哲宗亲政，重新推行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裏，於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西元1094年），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今广东省英德）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又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但却依然自得，悠闲地过著清贫的生活。不料京城朝廷的小人们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於他。於是苏轼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疠丛生之地。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

    元符三年（西元1100年）正月，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于五月被赦免了流放之罪。後来于北还途中染病，建中靖国元年（西元1101年）7月28日，苏轼逝世，死时66岁。

二、丰富的文学创作

    纵观苏轼的创作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个人的创作要受其身处的外部环境和个人思想的很大影响，而关键在於超越自我，超越人云亦云的窠臼。苏轼就几乎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东坡体形成的雏形期和形成期，苏轼以柳词的行役题材为切入点，渐次深入到其他词体，同时又以自己习惯的典故、学问的方式填词，先是颇多应景戏谑之作，然後转变为具有严肃创作意识的自觉写作，抒发内心情怀。这为东坡体在黄州达到了顶峰作了铺垫。

   “乌台诗案”後，苏轼被贬至黄州，政治失意反而成就了他诗歌创作的顶峰。苏轼深悟“酒後狂言醒可怕，“平生文字为吾累”，豪放不羁的词风不得不收敛。锋芒毕露、直抒胸臆的感情表达方式，也转向了平淡高远、闲静淡泊的情感内敛型。此前他已在进行自觉的文学创作，努力追求一种艺术的人生境界，创作风格更进一步由豪迈恣肆转向旷达淡泊，高雅超脱，以幽默通达来化解人生苦难，获得对人生的哲学感悟。在任杭州通判期间，有不少清新自然的诗歌为人所喜爱，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後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在密州则写了《超然台记》、《水调歌头‧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这些作品大都充满了安静祥和的人生态度。而黄州期间的文学精品当属此四篇，分别为《赤壁怀古》、调寄《浪淘沙》；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後赤壁赋》，一篇《承天寺夜游》。其中《赤壁怀古》一词气势磅薄，苍凉悲壮，被誉为“千古绝唱”。词中表达了诗人对往昔英雄豪迈的钦慕和自己功业未成的感慨，真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至於《前赤壁赋》则显现了诗人旷达的心境，尤以充满哲理的一段最为让人感悟良深：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而无与子之所共适。”

    诗人被罢黜，心中自是苦闷，但这种苦闷却在自然天地间得以解脱。此赋代表了宋代散文赋的最高成就。小品文《承天寺夜游》描绘了一个澄静月光笼罩下的世界，作者因受打击而倍感压抑的心灵也在此得到了慰藉和净化。全文清秀自然。实为佳作。

    苏东坡少年好远游，生性豪放不羁，踏入仕途後，胸怀经世济时之志。与其性格相应，他前期的诗作往往清新雄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度。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书》），或出人意料，或连用奇妙的比喻，气象逼真，如《游金山书》。而在《密州出猎》中表现出来的“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慷慨激昂情怀和豪迈风格更是以前词家所未有的，被推崇为第一首豪放词的代表作。

    在苏东坡创作的後期，他仕途坎坷，遭到流放贬谪。但是这些人生遭际不仅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增加了他的人生体验。苏东坡其人在朝而为在野，由士大夫，而为底层之罪人。这一社会角色的转换，使苏东坡更接触大自然，更接触底层的日常生活，而且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由原本自然的远隔而为自然的亲子。

    自古以来，失意文人无一不是从名山大川中寻求人生暂时的解脱和欢乐的。而“一切景语皆情语”，在失意者眼中，景物也是灰色的，江山若是如画，也与自己的落寞心情形成强烈的反差，增添哀愁。但是在仕途失意的苏轼眼中，自然是充满灵性。像那条颖水“笑问汝为谁”，调皮地与他嬉戏。

    诙谐幽默的笔调在後期作品中更是常见。当然在前期的创作中，苏轼也有戏谑之作，如《南乡子‧席上劝李公择酒》：“旧日髯孙何处去，重来。短李风流更上才。”以《三国志》孙权的“髯须”典故和《新唐书》中李绅的“短李”典故（李绅“形短能诗”）来分别比喻孙觉和李常，兴会神来，机智幽默，然而意境不深。而在此时的《洗儿戏作》中，“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既是一种戏谑，又是对自己现在处境

由上述对著录《李白谪仙诗》的苏集版本所进行的考察，可以看出，自明代起，这首诗即被各本苏集所辑录。据此，应当说此诗是很有可能为苏轼所作的。而且依据这一结论，先前我们关于此诗的一些疑问，即可豁然冰释，得到圆通、合理的解释。首先，从内容上说，这首诗是苏轼表达对李白的赞赏之情与追随之意的诗。诗中之“君”、“我”也者，按照此诗为苏轼所作的结论，则所谓“我”者，指的是苏轼；所谓“君”者，指的则是李白。另外，在这首《李白谪仙诗》中，整首诗意脉完整，读来畅达无滞。再从用韵上看，此诗前四句一韵，中间六句一韵，后六句又一韵，也毫无问题。凡此种种，皆可说明此诗应为苏轼所作。当然，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尚不能断言，还有几个疑点需要讨论：其一，程氏《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将此诗录于《续集》是否可靠？其二，如何看待将此诗视为苏轼所作而产生的与《东观馀论》记此诗为李白所作二者之间的矛盾？其三，对于这首诗有无可能如王琦所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而误入苏轼集中，也需要讨论。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即著录此诗的程氏《续集》本是否可靠。前已指出，这首《李白谪仙诗》，不是出自于《东坡六集》中之《东坡集》或《东坡后集》，我们从现存元代所修的宋刊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也未看到对此诗的著录。这首诗所从出的程氏《续集》本所依据的宋代《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之类的分类合编本，不像《东坡六集》那样在苏轼晚年行世前，曾经由他亲手校订过，而是因为出于坊刻，故而存在不少舛谬讹误之处。南宋时胡仔甚至感叹地说：“东坡文集行于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备成》二集诗文最多，诚如所言，真伪相半。”[4]（后集，卷28，P211）这样，依据《大全》、《备成》诸集而辑成的《续集》自然可能有不少的问题，有一些重出之作与伪篇羼入了其中。清代学者查慎行在其《苏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中，遂从程氏《续集》中查出了90首在本集中他处已出现过的重出之诗，列于编末，单独地编为四十九、五十两卷，而这首《李白谪仙诗》即列于90首之中。查慎行还在这首诗后加了按语，他说：
慎按：《东观馀论》云：“‘我居清空里，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云云。黄伯长（按，长应作思）但摘此六句而不载全篇。检《太白集》，乃无此诗。今据《东观馀论》，改编此卷。

考察苏集版本的流传可以知道，现存《苏轼集》各种版本中最早著录《李白谪仙诗》一诗的，是明代成化年间所刊行的程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该本于《东坡集》、《东坡后集》、《奏议集》、《内制集》、《外制集》、《应诏集》外，首次编辑了《东坡续集》，这首《李白谪仙诗》即录于《续集》之卷一中。那么，程宗将此诗编辑于《续集》之中，他所依据的版本又是什么呢？据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程氏《重刊苏文忠公全集》依据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一是“宋时曹训刻旧本”，二是明仁宗时翻刻内阁所藏宋本而未完之新本。程氏在此基础上，“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今按，仅从程氏刻本目录即可知道，所谓“宋时曹训刻旧本”，无疑是属于《七集》本系统。而从李绍序中又可知，程宗所编《续集》，依据的是明仁宗翻刻宋本而未完之新本。那么，其所谓“新本”又是属于什么版本系统呢？对此，我们虽然已经无从直接考索，但是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东坡六集》“当坡公无恙时”已有“杭本”行于世（卷十七），可以说基本上是出于作者手定，《七集》本中的《应诏集》也早已定型。明仁宗时之“新本”只是据内阁藏本“命工翻刻”，并未改变原卷帙，程氏重刊时也只是“依旧本卷帙”，设若“新本”属于《七集》本系统，自然不可能会多出许多“曹训刻旧本”所无的诗文。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新本”并不属于“曹训刻旧本”所属的《七集》本系统，而应当是宋代诸如《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之类的分类合编本。（注：参考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九《东坡集》，中华书局，1999。）这就是程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中的《续集》部分所依据的版本。程氏此本在后代影响极大，成化以后各本苏集，即多由其而出，并将这首《李白谪仙诗》著录于其中。像明代万历一百十二卷本《东坡全集》（按，此即《四库全书》著录的蔡世英刊本所祖）、万历年间茅维刻本《东坡先生诗集注》（按，此即所谓“新王本”，四库全书所著录之朱从延文蔚堂刻本所祖）、清代宋荦等补注《施注苏诗》所刻之“新施本”（注：《施注苏诗》至清康熙年间，仅有残本传世，其卷一、二、五、六、八、九、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均已佚。宋氏嘱门下邵长衡补其阙卷，又掇拾遗诗四百余首，嘱冯景注之。此一由宋氏重新补注者，称为“新施本”。）、查慎行的《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以及朱翠亭的《苏东坡诗集注》等，皆著录了此诗。

为什么鱼类穿游不居，湾鳄声形俱厉，蛇类阴森恐怖，蜥蜴形色怪异？为什么云团滚滚，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为什么海浪翻卷，虹贯长空，泥石流咆哮而下，吞吃人畜，所向披靡？……这些动物的行为和变化不已的自然天象对古人来说，是无法科学解释的。

   他们模糊地猜测到，应当有那么一个力大无穷的，与“水”相关的“神物”主宰着指挥着、操纵着、管理着这些动物和天象，像一个氏族必有一个头领那样；或者说，这些动物和自然天象是这个“神物”的品性体现，像人要说话，要呼叫，要吃喝拉撒睡，要嘻笑怒骂一样。

    龙，作为一种崇拜现象，一种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一种“理解”，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它的“模糊集合”。

    辽宁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查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两米，扬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有文章称，山西省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有一幅距今达一万年的鱼尾鹿龙岩画，当是龙的最早的雏形。这幅岩画未见发表，其面目如何，还不得而知。)接下来还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出土的距今达七八千年的陶器龙纹，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距今达七千年的彩陶细颈瓶龙纹，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六千四百多年蚌塑龙纹等。

　　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起点在新石器时代，经过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长足发展，到秦汉时便基本成形了。这个“基本”有两个意思，一是说构成龙的框架、要素、样式，秦汉时都基本具备了；二是说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纳新的系统，它并不满足秦汉时的基本成形，之后的历朝历代，直到今天，还都在不断地加减、变衍和发展。

    龙的雏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萌芽，是以夏族图腾为主体虚拟的想象物。古人对它有种种解释。有说[tng]蛇没有脚而能飞（见《荀子•劝学》）；有鳞的叫蛟龙，有角的叫虬[qi囚]龙，无角的叫螭[chī吃]龙。（均见《离骚》洪补引《广雅》）有翅膀的叫应龙（《天问》王注）。有说龙像狗像牛，《论衡》则说：“龙之像，马首蛇尾。”还有的说龙的形状是鹿的角，牛的耳朵，驼的头，兔的眼，蛇的颈，蜃[shè甚]的腹，鱼的鳞，鹿的脚掌，鹰的爪子。这显然是晚期发展了龙的形象，比最初的龙越来越复杂，被综合进去的图腾也越来越多，说明它在不断丰富发展。对于龙的主体原形的探讨，学者们作过许多有益的研究。有鳄鱼说、晰蜴说、马说等等。但普遍认同龙的基调是蛇。最初系统提出这一见解的是闻一多的名篇《伏羲考》。龙即大蛇，蛇即小龙。闻一多认为，蛇氏族兼并别的氏族以后，“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氏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liè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而成为后来的龙。后人在闻一多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许多丰富与补充。

    考察龙，首先要弄明白，究竟什么是其基调、主干或主体原形。简单概括一下，就是从龙一出现的初期，一直延续下去，恒定不变，而且是构成龙的主体部分，缺了它，龙就不成其为龙，这才是龙的基调、主干或主体原形。在龙的身上，倘若抽去了蛇的躯体，那龙便不再存在了。龙变来变去，头有时像鳄鱼，有时又像马；它的脚有时像蜥蜴足，有时又像狗爪；唯有蛇的修长的身子从未变过。远古，崇拜蛇的氏族部落很普遍。蛇有很强的生命力，正符合原始先民的愿望。蛇对人又有很大的威胁，尤其是毒蛇，能致人于死命，使人畏惧。《山海经》中各式各样的神，有不少便是蛇身或龙身。蛇本身便具有多民族性，用现代话语，便是那时的蛇崇拜，很有群众基础，以它作为龙的主体，这种民族大融合的标志，即使被兼并者也愿意接受。中国龙的正式形成，大概开始于夏禹时期，禹巩固了在中原的地位以后，以蛇结合其他部族图腾而创造龙的社会条件已成熟。龙是适应国家的出现而被造就的。因为蛇崇拜的覆盖面大，以蛇作龙的主体，能得到炎黄后裔南北各民族的认同。龙是多元文化的结晶，一旦形成，便牢固树立了它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权威地位。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2:56 　回复此发言

现在四川梓潼县七曲山大庙中，塑有一座明清时的魁星神像，形象十分生动。望着这位过去掌读书人命运神的得意形象，似乎可以想象到封建文人学士们在其脚下俯首低眉，诚惶诚恐的模样。

【魁星阁的魁星】

　　在湖南衡山南岳大庙内，有一个魁星阁，里面供奉着一位赤发蓝面、怒目獠牙的神。这位神立于鳌头之上，一只手捧斗，另一只手执笔，一只脚向后翘起如大弯钩，他就是闻名天下的魁星神。

　　魁星，又称奎星。宄其源，与古代奎宿崇拜有密切的关系。奎宿为星官的名称，又叫“天豕”、“封豕”。为二十八宿之一，是西方白虎七宿中的第一宿。奎星共有十六颗，包括星女座九颗星和双鱼座七颗星，古人认为他是主管文运的神，遂对其加以崇拜。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说：“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略见自奎而魁的缘由。《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考经授神契》云：“奎主文章。”指的也是这位星神。东汉宋均对此注曰：“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可见，在东汉时，已有“奎主文章的信仰，并常以“奎”称文章、文运，如称秘书监为“奎府”，称皇帝写的字为“奎书”、“奎章”。

【魁承德魁星楼】

     坐落在承德市区南部半壁山之巅，始建于清代道光8年(1828年)，由当时承德知府海忠所建，是继外八庙之后修建的最大的道教庙宇。魁星楼因供奉“开文运点状元”的魁星神而名声远播，方圆千里学子争相朝拜。后来，由于年久失修而毁。
新建成的魁星楼位于原址半壁山上，占地百余亩，其建筑规模比原楼要大出许多，又增添了许多富有文化内涵的新内容。景区主体建筑色彩绚丽，宏伟壮观，依山就势，叠峙而起，自上而下依次为楼、廊、殿、阁、苑，呈现独特的道教建筑风格。主楼建于山巅，拔地接天，气势宏伟，供奉开文运点状元的魁星神，取独占鳌头之上欲点明榜首的一瞬。山腰处的碑廊开阔舒展，镶有古代先贤人物及与道教和魁星信仰相关的特色碑刻和木雕情景画等，展现五千年中国文化精髓，激励后人求学上进。门殿配有大型道教护法神张天师等系列壁画，均采用沥粉描金手法，众神像栩栩如生，堪称庙宇壁画精品。象征道家36洞天的36级丹阶之下是高大的龙门，与主楼魁星手的才斗、珠笔遥相呼应。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8:2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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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唐诗》第一百八十五卷的《李白集补遗》中，收录有一首《上清宝鼎诗》：
　　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
　　现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将其作为一首佚诗，辑录于集后的《诗文拾遗》中。（注：参见中华书局印行的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诗文拾遗》后的《补遗》部分、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下册第1772页，詹ｙīｎｇ＠①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八册《集外诗文》。前二者皆将“度君多少才”之“度”误而为“废”，詹著已据《东观馀论》改正。）对于这首诗之真伪，清代王琦曾说过：“按此诗首二句，亦似观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遗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1]（卷三十六，P1650）这里，所谓“观化之后”，是指人死了以后。对于王氏此言，学术界一方面应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袭王说，而未有发挥。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在辑录此诗后所加的按语中，引述王说，并以“王说是也”[2]（下册，P1772）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则未置一词。詹ｙīｎｇ＠①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在此诗后所加按语中这样说：“王说或为得之，然乩仙云云，却涉荒诞不经。”[3]（第8册，P4519）这里，詹ｙīｎｇ＠①师比安旗先生显然进了一步，一方面批评王琦疑此诗为“乩仙之笔”是“荒诞不经”，而似同意是“好事者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层的探讨。检讨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又进而推测其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但是，王琦的这一结论并非立足于确凿证据的基础之上，而只是基于阅读印象所作出的判断，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难免过于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时依据王琦所言，我们对于这首诗的作者似乎也已经无从考索了。实际上，断言此诗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确凿的证据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下面试详为说之，不足之处，尚乞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作者：未知来源：http://www.7784.cn 加入时间：2006-3-8

顾炎武(1613～1682)是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就学问的广博论，一时无出其右。前人评价亭林之学，往往推崇他以实证方法，开乾嘉考据学的先河，其实就考据而言，亭林的学问远未臻精密。钱大昕纠弹《日知录》中率尔未确之说，甚至以为未尽脱明人旧习。我想，若以乾嘉之学的标准衡量，钱大昕的判断似不为过言。亭林学术的真髓实际在寓学问思辨于典礼制度的考究之中，在实证性的考据中阐明古今之变、治道之要，他的全部著述都贯注着通古今之变的闳通见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这种见识和胸襟成就了亭林学术博大的气象。置身于改朝换代之际，汉文化的沦亡促使他思考天翻地覆的历史变革，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亡呼声（注：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梁启超在《无聊消遣》一文中引亭林语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遂为名言。参看蒋寅《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收入《学术的年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1]（《与潘次来》，p.166）。这种富于实践精神的学术取向，决定了他对文学的独特理解，也决定了文学在其学术中的位置。作为文化振兴和改造的内容之一，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被付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屋建瓴的思考。
　　这么说当然不是着眼于动机，而应该说是着眼于某种结果。因为顾炎武平生最鄙视文人，他自己也从来不以文士立身处世，所以很少单纯地思考文学问题，更少专门探讨诗学问题，他有关文学的研究和议论往往与经史之学密切相关。当代学者将顾炎武诗论概括为：（一）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诗歌反映现实；（二）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三）提倡自出己意，反对模仿依傍；（四）主张多读书，强调博学（注：张兵《顾炎武诗歌理论初探》，《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第四章“务实学风的倡导者顾炎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李世英《清初诗学思想研究》，敦煌出版社2000年版。），可以说揭示了亭林诗学和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方面，而从清初特定的诗学语境考察，则还可以对亭林诗学的独特内容和价值作一些发掘。比如对文学概念的分析，考古而知今的学术方式，对“真诗”观念的多层次阐释以及对诗歌音韵学的研究，这些问题都与顾亭林的学术精神和学术路径相联系，不仅体现了亭林学术的个性特征，对清代诗学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传说中的一种贪残的怪物。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以为装饰。
2.比喻贪得无厌者，贪残者。
3.特指贪食者。
4.比喻贪婪;贪残。
5.贪婪地吞食。
6.相传为尧舜时的四凶之一。
7.复姓。南朝梁世祖赐武陵王纪姓饕餮氏。见《梁书．武陵王纪传》。
“饕餮”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它最大特点就是能吃。它是一种想象中的神秘怪兽。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十分贪吃，见到什么吃什么，由于吃的太多，最后被撑死。它是贪欲的象征，所以常用来形容贪食或贪婪的人。
史料记载——
    《辞海》中记载：饕餮是“传说中的贪食的恶兽。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
    《辞海》在解释饕字说：饕即“贪，《汉书·礼乐志》：‘贪饕险’颜师古注：‘贪甚曰饕。’特指贪食。”
    《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
    《神异经·西南荒经》：“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狠恶，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上二句原作“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改）。强者夺老弱者，畏强而击单，名曰饕餮。《春秋》饕餮者，缙云氏之不才子也。”
    《左传·文公十八年》云：“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神异经》所谓“《春秋》言”，即此。
    《吕氏春秋·先识览》有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宋罗泌《路史·蚩尤传》注云：“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者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像率为兽形，傅以肉翅。”揆其所说，殆亦饕餮。
    《左传》谓饕餮是“缙云氏不才子”，而《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贾玄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在缙云之官也。”蚩尤姜姓，亦为炎帝之苗裔（《路史·蚩尤传》），故蚩尤很可能即此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又《山海经·北次二经》所记“狍（号鸟）”，郭璞注以为即《左传》之饕餮。
    《神魔志异*异兽篇》：神州极南有恶兽，四目黑皮，长颈四足，性凶悍，极贪吃。行进迅疾若风，为祸一方。
    《山海经·北山经》有云：“钩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人。
    《神异经·西荒经》中有云：“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
　　▲上面几段话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饕餮是一种“恶兽”，而不是鱼蛇蟒鳄，不属于鱼类或爬行类。《辞海》中还有附有商周鼎上的饕餮纹。你只要看一看就可以认出那个凶恶的猛兽像谁，非常像狼的正面像，也是圆眼吊睛，凶狠无比。
　　二是饕餮甚贪食。这个特征鲜明地指出了狼的特性。“极贪食”是草原狼的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咱俩养过狼，太知道狼的这个天性了，咱俩可以举出无数个狼贪食的例子。天下再没有比狼更贪食的动物了。不信可以让人去问老牧民，天下最“贪食的恶兽”是谁？回答肯定是狼。人所共知，“贪”就是狼性的代名词。董仲舒说秦“以贪狼为俗”，也把贪与狼相并列。中国人形容贪食总是用“狼吞虎咽”，而且还把狼排在虎之前，狼比虎更贪食。形容贪心都说“狼子野心”，不会说“虎子野心”。
　　由于饕餮具有“恶兽”和“甚贪食”这两个狼的特征，而且饕餮纹又像狼。因此，传说中的饕餮很可能就是狼，或是从狼演变而来的神兽。
　　三是饕餮成为商周鼎的主要纹饰，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宝鼎是华夏民族在青铜时代的立国之重器。在周朝，“一言九鼎”的“鼎”，是象征至高无上王权的神器和礼器，也是祭天祭祖的祭器，鼎在华夏先民心目中处于民族“图腾柱”的地位。因此，只有属于民族的图腾才有资格登上如此崇高的地位，而被镌刻铸造在宝鼎重器之上。这一现象又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到商周时，华夏族可能还仍然崇拜狼图腾，至少是猛兽图腾，炎帝黄帝族祖先的图腾崇拜遗风可能还继续存在，而周朝时期的华夏族受狼图腾的影响更深，因为，周起源于西戎，而西戎大多是崇拜狼图腾的游牧族。其二，当时的“龙”可能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尚未真正成为华夏族的民族图腾，否则，象征王权的宝鼎就一定会以龙作为主要纹饰。而且，当时周天子也还没有坐龙座，那时还延续着炎黄游牧遗风，席地而坐。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8:1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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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故里风景旅游区

李白故里风景名胜区位于江油市区南15公里青莲场（旧彰明县治）。唐诗人李白故乡。包括青莲场李白故里、市区李白纪念馆、太白公园、海灯武馆及太白洞等景点。是以唐代大诗人、“诗仙”李白的故居为主的人文景观长廊。距绵阳市40公里。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生于中亚巴尔喀什湖畔的碎叶城。5岁随父入蜀，定居绵州昌隆县青莲场（今属四川江油），25岁离蜀，在蜀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场南渡口原有“太白故里”碑，今已迁祠内。故里前有匡山如屏，后倚天宝、太华诸山，峰峦蜿蜒，山明水秀。主要景点有陇西院、太白祠、李白衣冠墓、磨针溪、洗墨池、粉竹楼、月园墓等，已列为省级文物单位。
　　李白纪念馆是1962年纪念李白逝世1200年筹建的。纪念馆三面环水，竹柳成荫，幽雅宁静。主要建筑有太白堂、太白书屋、晓雅斋、怀榭轩、临江仙馆。珍藏文物已有4000多件，有李白的稀世墨宝，记载诗人青少年时代在青莲的两座宋碑，以及李白塑像、匡山太白像、碑刻等，还有桃花潭、洗墨池、大石狮以及建于明代的雷鸣堰等文物古迹。与纪念馆隔河相望有太白公园，园内展布楼亭阁榭，林木丰茂，环境优雅。
　　纪念馆侧面建有纪念著名武术家海灯法师所开的武馆——海灯武馆，馆内陈列了海灯法师一生的事迹。地址: 江油市区南15公里青莲场

鹿邑网讯（2007年9月18日宋丹、丹华、罗宇报道）

      鹿邑县旅游景区管理处为纪念九一八事件七十六周年，特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明道宫景区内展示两处当年侵华日军攻打鹿邑县城时弹痕、炮弹罪证及侵华日军老兵向鹿邑人民表示忏悔的“谢罪碑”（又名：和平碑）。鹿邑县旅游景区管理处张伟主任说：“做好爱国主义教育，就要不忘国耻，铭记历史。原来游客到景区参观游览，只有通过讲解员的介绍才能了解到当年的一些侵华事实。现在我们把当年的哑弹做处理后及和平碑展示出来，并树立中英文简介牌，这样能让更多游客在侵华实物展面前去了解当年侵华日军的罪行”。

      老君台上的大殿东山墙上的弹痕（白色痕迹是已修补过）及柏树上的弹痕。

龙

  龙是中国神话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传说能隐能显，春风时登天，秋风时潜渊。又能兴云致雨，为众鳞虫之长，四灵（龙、凤、麒麟、龟）之首，后成为皇权象征，历代帝王都自命为龙，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山海经》记载，夏后启、蓐收、句芒等都“乘雨龙”。另有书记“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前人分龙为四种：有鳞者称蛟龙;有翼者称为应龙;有角者称虬龙;无角者称螭龙。

【龙的起源】

    龙最早出现在5000年前的一座原始社会的墓葬中，现在陈列于河南省濮阳市博物馆里，这是一条用贝壳砌成的龙，它造型粗犷，样子像是蜥蜴，没有艳丽的颜色，考古学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龙”。

    在早期，古人对大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于是便希望自己民族的图腾具备风雨雷电那样的力量，群山打了那样的雄姿，像鱼一样能在水中游弋，像鸟一样可以在天空飞翔。因此许多动物的特点都集中在龙身上，龙渐渐成了：骆头，蛇脖，鹿角，龟眼，鱼鳞，虎掌，鹰爪，牛耳的样子。这种复合结构，意味着龙是万兽之兽，万能之兽，万能之神。

    特别注意，龙只有五根手指，有四根手指的就不是龙，而是蜥蜴鳄鱼之类的动物。

     龙作为华夏先民的图腾，起初不过是刚刚采自荒山的一块毛石，粗矿而简陋。在历史老人的手中，它被不断裁切、琢磨。商周予它威武，汉唐给它大度；龙在魏晋如竹林七贤，仙风道骨；在辽金则如草原野马，恣肆奔腾，帝王贵胄使它至贵至尊，民间百姓让它入乡随俗。

     古籍记述其形象多不一。一说为细长有四足，马首蛇尾。一说为身披鳞甲，头有须角，五爪。《本草纲目》则称「龙有九似」，为兼备各种动物之所长的异类。其名殊多，有鳞者谓蛟龙，有翼者称应龙，有角者名螭龙，无角名虬。小者名蛟，大者称龙。传说多为其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在神话中是海底世界主宰（龙王），在民间是祥瑞象征，在古时则是帝王统治的化身。

    《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有「龙王品」，列有以方位为区分的「五帝龙王」，以海洋为区分的「四海龙王」，以天地万物为区分的54名龙王名字和62名神龙王名字。唐玄宗时，诎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宋太祖沿用唐代祭五龙之制。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诎天下五龙皆封王爵。封青龙神为广仁王，赤龙神为嘉泽王，黄龙神为孚应王，白龙神为义济王，黑龙神为灵泽王。清同治二年(1863年)又封运河龙神为「延庥显应分水龙王之神」，令河道总督以时致祭。在《西游记》中，龙王分别是∶东海敖广、南海敖钦、西海敖闰、北海敖顺，称为四海龙王。

    龙王神诞之日，各种文献记载和各地民间传说均有差异。旧时专门供奉龙王之庙宇几乎与城隍、土地之庙宇同样普遍。每逢风雨失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民众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治水，风调雨顺。

    考古专家认为，早期的龙就是一种头上带角的蛇，是一种纯粹的爬行动物；而有些人则认为，龙最初形成地，龙头很像猪，龙身则与蛇身相同；还有人指出，龙是由鳄鱼蜕变而成的。

     关于龙的起源，在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证，人们终于取得了一个较为一致的共识：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是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的标志。

    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离今天的时间不会少于八千年。这个时期，原始先民已不单纯地、被动地依靠上天的赏赐了，他们把猎获的野马野牛野猪等等畜养起来；也不单单吃那些是采拾得来的野果了，而是有选择地种植谷物以求收获。他们能够熟练地取火用火，学会了用木头搭简单的房子，开始磨制石器、骨器，手工制作陶器，逐渐定居下来，从事生产活动了。生产活动使人们同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宽泛，自然界作为人之外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撞击也越来越大。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2:5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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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星
    魁星原为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奎星”的俗称，指北斗七星的前四星，即天枢（天枢/天枢 α Ursa Majoris，亦称：北斗一、纽星、天魁、贪狼、正星、秦、枢星、天蓬、阳明、阳明贪狼太星君）、天璇（天璇 β Ursa Majoris，亦称：北斗二、从魁、巨门、法星、楚、旋星、天芮、阴精、隔角煞、阴精巨门元星君）、天玑（天玑/天玑 γ Ursa Majoris，亦称：北斗三、禄存、令星、梁、机星、天冲、天冲、军市西北星、真人、囚宿、次桃花、真人禄存真星君）、天权（天权/天权 δ Ursa Majoris，亦称：权星、文曲星、北斗四、伐星、吴、天辅、玄冥、玄武、真武、玄冥文曲纽星君）。此四星除合称“魁星”外，亦被并称为“斗魁”。后道教尊其为主宰文运的神，作为文昌帝君的侍神。魁星信仰盛于宋代，从此经久不衰，成为封建社读书人于文昌帝君之外崇信最甚的神。七月七日为魁星诞。

    中国很多地方都建有“魁星楼”或“魁星阁”，其正殿塑着魁星造像。没见过魁星像的人也许会想，既然魁星是主管功名科举的，一定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吧？其实恰恰相反，魁星面目狰狞，金身青面，赤发环眼，头上还有两只角，整个仿佛是鬼的造型。这魁星右手握一管大毛笔，称朱笔，意为用笔点定中式人的姓名，左手持一只墨斗，右脚金鸡独立，脚下踩着海中的一条大鳌鱼（一种大龟）的头部，意为“独占鳌头”，左脚摆出扬起后踢的样子以求在造形上呼应“魁”字右下的一笔大弯勾，脚上是北斗七星，见图如见字。

    现在各地的魁星楼的香火依然十分旺盛，因为现代社会竞争更加激烈，家长个个望子成龙，学子无不企盼金榜题名，于是都来拜魁星，每个魁星楼都有当地历年高考文、理状元榜。不过古今成就大学问者，没有一个是拜魁星而成的。

【传说】

魁星的故事是这样的：古代有一个秀才，名字已不可考，姑且就直接叫他魁星吧。此人聪慧过人，才高八斗，过目成诵，出口成章，可就是长相奇丑无比，所以屡屡面试时落第。他长得怎样呢？据说本来就丑陋，又长了满脸麻子，一只还脚瘸了，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但是他文章写得太好了，终于被乡试、会试步步录取，一次次高中榜首。到了殿试时，皇帝亲自面试他的文才，一看他的容貌和画着圈上殿的走路姿势，心中不悦，皇帝问：“你那脸是怎么搞的？”他回答：“回圣上，这是‘麻面映天象，捧摘星斗’。”皇帝觉得这人怪有趣的，又问：“那么你的瘸腿呢？”他又回答：“回圣上，这是‘一脚跳龙门，独占鳌头’。”皇帝很高兴他的机敏，又问：“那朕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你说，如今天下谁的文章写得最好？”他想了想说：“天下文章属吾县，吾县文章属吾乡，吾乡文章属舍弟，舍弟请我改文章。”皇帝大喜，阅读完他的文章后，更是拍案叫绝：“不愧天下第一！”于是钦点他为状元。

这个丑文人的才学、智慧和发奋，使他后来升天成为魁星——北斗七星的前四颗，主管功名禄位。“魁”字拆开来，一半是“鬼”，应魁星的面目丑陋，一半是“斗”，应魁星才高八斗、也应北斗星座。据说魁星手中的朱笔批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文人中传“任你文章高八斗，就怕朱笔不点头”就来源于此。

据说从此开始，皇宫正殿台阶正中的石板上雕有龙和鳌鱼图案，一只魁斗放在旁边，殿试完毕发榜时，应试者都聚到皇宫门前，进士们站在台阶下迎榜，状元则一手持魁斗，一脚站在鳌头上亮相，表示“一举夺魁”、“独占鳌头”。

【文献记载】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魁星》：“学校祀魁星，于古未之闻也。

《新定续志.学校门》云：“魁星楼为一学伟观，前知州吴盘，即勤朴斵，今侯钱可则始丹垩其上，以奉魁星，郡人方逢辰书其扁，是南宋已有之矣。”

《儿女英雄传》第三五回：“安太翁便从了一尊魁星，大家都叫作魁星楼。”

清郑珍《重修魁星阁记》：“今天下求售文者，必尸祝魁星横宫之左右，试院之前门。”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8:2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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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

简介

    青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四象之一，根据五行学说，它是代表东方的灵兽，为青色的龙，青龙的方位是东，左，代表春季；白虎的方位是西，右，代表秋季；朱雀的方位是南，前，代表夏季；玄武的方位是北，后，代表冬季。

    在中国二十八星宿中，青龙是东方七星（角、亢、氐、房、心、尾、箕）的总称。

东方七宿

    亦名苍龙，苍龙的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而这七宿的形状又极似龙形，从他们的字义上就可以看出来，角是龙的角，亢是颈项，氐是本，而是颈根，房是膀，是胁，心是心脏，尾是尾，箕是尾末。

相关说法

    还有在龙心的部分，有人称之为‘大火’的，跟晴雨有关，又因为青龙属木，所以也是木星当年的年太岁。而在众多的朝代中也有一些君主取青龙来做自己的年号，如三国的魏明帝就是一例，而史记中也有关于夏朝是属于木德的朝代，所以他有‘青龙生于郊’的祥瑞之兆的记载。

青龙的故事

    在五行学说盛行的年代里，慢慢的也开始流传著有关青龙的故事；五行家们照着阴阳五行给东南西北中配上五种颜，而每种颜色又配上一个神兽与一个神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抱朴子·杂应》引《仙经》描绘太上老君形象时说：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十分气派，着实威风。后来，四象逐渐被人格化，并有了其封号，据《北极七元紫延秘诀》记载，青龙号为“孟章神君”，白虎号为“监兵神君”，朱雀号为“陵光神君”，玄武号为“执明神君”。不久，玄武(即真武)的信仰逐渐扩大，从四象中脱颖而出，跃居“大帝”显位，青龙、白虎则被列入门神之列，专门镇守道观的山门。宋朝范致能《岳阳风土记》云：“老子祠有二神像，谓青龙、白虎也。”明姚宗仪《常熟私志·舒寺观篇》云：“致道观山门二大神，左为青龙孟章神君，右为白虎监兵神君。

相关记载

    《太上黄箓斋仪》卷四十四称青龙东斗星君”为：“角宿天门星君，亢宿庭庭星君，氐宿天府星君，房宿天驷星君，心宿天王星君，尾宿天鸡星君，箕宿天律星君。”至于其形象，《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七云：“东方龙角亢之精，吐云郁气，喊雷发声，飞翔八极，周游四冥，来立吾左。此外，道教还将其用于炼丹术语，如《云笈七籖》卷七十二引《古经》四神之丹称：青龙者，东方甲乙木水银也，澄之不情，搅之不浊，近不可取，远不可舍，潜藏变化无尽，故言龙也。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8:1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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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道教西方七宿星君四象之一，根据五行学说，它是代表西方的灵兽，为白的老虎，代表的季节是秋季。

    二十八宿的西方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其形象虎，位于西方，属金，色白，总称白虎。

【相关记载】

    《太上黄箓斋仪》卷四十四称白虎西斗星君为：“奎宿天将星君，娄宿天狱星君，胃宿天仓星君，昂宿天目星君，毕宿天耳星君，觜宿天屏星君，参宿天水星君。”至于其形象，《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七云：“西方自虎上应觜宿，英英素质，肃肃清音，威摄禽兽，啸动山林，来立吾右。”同时，道教亦将其用于炼丹术语，如《云笈七羲》卷七十二引《古经》四神之丹称：“白虎者，西方庚辛金白金也，得真一之位。《经》云：子若得一万事毕，淑女之异名，五行感化，至精之所致也。其伏不动，故称之为虎也。

    亦为凶神形象，《协纪辨方》卷三引《人元秘枢经》：“白虎者，岁中凶神也，常居岁后四辰。所居之地，犯之，主有丧服之灾。”即俗语所云“丧门白虎”或“退财白虎”者。

    《史记·天宫书》‘东宫苍龙、南方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在这里的不是白虎，而是咸池。而咸池是主五谷的星，主秋季，因五谷是在秋天有收成的，所以就把它放在秋季，但它不是动物，如何能和龙、鸟、龟配成四灵呢？

    在《正义》：‘咸池三星在五车中，天演南，鱼鸟所扥也。’所以在宋代己提出质疑：‘苍龙、朱鸟、玄武、各总七宿而言之。至于咸池，则别一星，自在二十八宿之外。咸池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太阳洗浴之所。在《淮南子.天文篇》：‘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可见咸池原是羌人视为日出之处，咸池也就是碱水湖，应是岷山地区的芋个湖泊，或是青海。由此可证明原始人所崇拜的星宫天象尚没有青龙白虎的观念。在《礼记.礼运》所谓：‘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把不属于动物的咸池换成麒麟。后世有四灵有麟、四象有虎的习惯。

【象征】

    同时白虎也象征着威武和军队，所以古代很多以白虎冠名的地方都与兵家之事有关，例如古代军队里的白虎旗和兵符上的白虎像。白虎一般出现在汉代画像石墓的墓门上，或与青龙分别作为单独画像刻在墓室的过梁两侧，用以辟邪。《风俗通义》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在汉代五行观念中，白虎被视作西方神兽。

【和宗教的关系】

    而在道教兴起之后，龙虎被借用为道家炼丹的术语，就是指"铅汞、坎离、水火、阴阳"，等的同意词。而道家炼丹分内外（内丹炼气，外丹炼丹药，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十分确定），内丹是就阴阳五行而言，龙阳，生于离，离属火，故云‘龙从火里出’，虎阴，生于坎，坎属水，故云‘虎向水边生’，两者结合之后，一阴一阳，互相调和，称为道本，都是元神、元精的代表。而另外一种说法是，性属木，木代表东方，于卦为震，故比为青龙；情属金，金代表西方，于卦为兑，金白色，故喻为白虎。金能够克木，故情多损性，而用二八之真精气，使之交合为一，则金木无间，龙虎自伏而成丹，在人体中则以肝为龙、肾为虎，而外丹则仍取阴阳之意，以龙为铅，虎为汞。

    又由于白虎是战伐之神，所以有多位的猛将被说成为白虎星充扥世的，如：唐代大将罗成、薛仁贵父子等人。除此之外，白虎又被道教吸放，被神化起来，成为了各庙宇的门神。

【虎崇拜的发展】

    虎的崇拜应源自楚文化中对虎的图腾崇拜。虎一直受到汉民族的崇拜，是正义、勇猛无适度、威严的象征。据考证，虎的形象在古羌戎族也有出现，但在我国西南地区最为流行。新石器时代良诸文化中的玉琮的兽面和殷商青铜器上的兽面都与虎的形象相似，直到今天我国的彝族、白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仍称虎是其祖先。汉代人把虎看作是百兽之王。白虎是五百年才能变白的虎，是神物，而且仙人往往也乘虎升天。是镇西之兽。

    自汉代以后虎一直成为劳动人民喜爱的保护神，而没有成为帝王的象征，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与发展，崇虎的文化意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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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分类：食肉目，猫科

学名： Panthera Tigris Tigris

英文名： White tiger

产地：白虎是孟加拉虎的白色变种，原产于我国云南及缅甸、印度等地。野生白虎已经灭绝，现存白虎均为人工繁殖。

生活习性：

    生活于森林山地等环境中，单独生活，夜行。主要以有蹄类为食。没有固定繁殖季节，3—4岁性成熟，孕期100—106天，每胎2—4仔。寿命约20年

    在古代，《山海经·西次四经》：“孟山，……其兽多白虎。……鸟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按白虎南朝梁孙柔之《孙氏瑞应图》称瑞兽，然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云：“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云：“秦末有白虎现于东海，黄公为虎所杀。”则白虎本为凶暴之兽，其称瑞兽，当为传说演进之结果。

    根据记载，白虎是孟加拉虎基因突变的变种.传说，1951年有人在印度中部的雷瓦地区捕捉到一只白虎，约9个月龄，雄性，饲养在印度雷瓦附近的一个动物园里，取名莫汉.莫汉成熟以后，与一只赤黄色的叫贝古姆的雌虎配对.这两只虎生了3窝10只虎崽儿，体色全都是赤黄色的.

    为了得到白虎，人们让莫汉与它的一个女儿丽达交配.丽达生出了4只白虎崽儿，1雄3雌;此后丽达与莫汉相继生了3窝，共7只白虎崽儿.由于动物园展出的白虎非常受观众的喜爱，丽达的子女便先后被送到印度，美国和英国的各大动物园展出，并在那里繁殖白虎后代.目前，全世界共有200多只，主要分布在美国，印度，英国和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而且均为人工饲养.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8:2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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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辞·远游》：“召玄武而奔属。”王逸注：“呼太阴神使承卫也。”洪兴祖补注：“说者曰：‘宣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蔡邕曰：‘北方玄武，介虫之长。’《文选》注：‘龟与蛇交为宣武。’”又《礼记·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孔颖达疏：“玄武，龟也。”《后汉书·王梁传》：“玄武水神之名。”李贤注：“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按玄武即道家所奉之真武帝，宋时避讳，改玄为真，后世道家祀真武，则以龟蛇二物置于其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支诺皋下》：“朱道士者，太和八年常游庐山，憩于涧石，忽见蟠虵如堆缯绵，饿而变为巨龟，访之山叟，云是玄武。”即传说中之神怪变化。

【其二】、星名

《书·尧典》：“宵中星虚，以殷仲秋。”传：“虚，玄武之中星。”按玄武即北方七宿之总称。

【其三】、方位

     “四神纹瓦当”在汉代极为流行，它包括四种动物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由这几种动物组合成的一组图案，又称“四灵纹”。其应用也极为广泛，铜镜、漆器、石刻、砖瓦等各种工艺品的装饰上都时有出现。汉代将四神视作与避邪求福有关，它又表示季节和方位。青龙的方位是东，代表春季；白虎的方位是西，代表秋季；朱雀的方位是南，代表夏季；玄武的方位是北，代表冬季。

【其四】、四灵之一

    中国古代把天空里的恒星划分成为“三垣”和“四象”七大星区。所谓的“垣”就是“城墙”的意思。“三垣”是“紫微垣”，象征皇宫；“太微垣”象征行政机构；“天市垣”象征繁华街市。这三垣环绕着北极星呈三角状排列。在“三垣”外围分布着“四象”：“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也就是说，东方的星象如一条龙，西方的星象如一只虎，南方的星象如一只大鸟，北方的星象如龟和蛇。由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天空的星相也随着季节转换。每到冬春之交的傍晚，苍龙显现；春夏之交，玄武升起；夏秋之交，白虎露头；秋冬之交，朱雀上升。

    玄武的本意就是玄冥，武、冥古音是相通的。玄，是黑的意思；冥，就是阴的意思。玄冥起初是对龟卜的形容：龟背是黑色的，龟卜就是请龟到冥间去诣问祖先，将答案带回来，以卜兆的形式显给世人。因此，最早的玄武就是乌龟。以后，玄冥的含义不断地扩大。龟生活在江河湖海（包括海龟），因而玄冥成了水神；乌龟长寿，玄冥成了长生不老的象征；最初的冥间在北方，殷商的甲骨占卜即‘其卜必北向’，所以玄冥又成了北方神。

    它和其他三灵一样，玄武也由天下二十八星宿变成的：斗、牛、女、虚、危、室、壁。而古时后的人对玄武它的解释有以下的数种，‘玄武’即龟。”。《太上黄箓斋仪》卷四十四称北方玄武星君为：“斗宿天庙星君，牛宿天机星君，女宿天女星君，虚宿天卿星君，危宿天钱星君，室宿天廪星君，壁宿天市星君。”至于其形象，《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七云：“北方玄武，太阴化生，虚危表质，龟蛇台形，盘游九地，统摄万灵，来从吾右。”同时，道教也将其用于炼丹术语，如《云笈七羲》卷七十二引《古经》四神之丹称：“玄武者，北方壬癸水黑汞也，能柔能刚。”《经》云：上善若水。非铅非锡非众石之类，水乃河东神水，生乎天地之先，至药不可暂舍，能养育万物，故称玄武也。

    玄武在宋代身价培增，并被人格化。这与宋代各帝推波助澜分不开。宋初太祖时，即有真武、天蓬等为天之大将的传说。未真宗天禧元年，在军营中发生了一件事。在《事物纪原》卷七载：‘营卒有见蛇者，军士因其建真武堂。二年闰四月，泉涌堂侧，汲不竭，民疾疫者，饮之多愈。’真宗听说此事，下诏就地建观，赐名‘祥源’。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真武庙。真武大帝的身世，后人多说是在隋炀帝时，玉帝将自己的三魂之一，化身投胎于挣乐国皇后，厌恶尘世，舍位入武当山上修行，成功飞升，镇守北方，号曰：玄武。
作者：八部莲华   2007-9-28 18: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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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斯《二十四孝图》，乃陈少梅先生41岁时盛年之杰作，其题材不多见，笔墨工雅，设色清丽，非同寻常，故堪称国之重宝。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孝道被当作封建糟粕遭到否定，而陈少梅先生却在1950年冬天，应朋友之约，绘制了《二十四孝图》册页，使宣扬孝道的《二十四孝图》出现了具有高超艺术水平的新画本。这样内容的画本，产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又是由大家精绘，可谓绝无仅有，弥足珍贵。

　　陈少梅认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准则不应该完全抛弃，孝道作为维系和促进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仍然应该发扬光大，这就是他绘制《二十四孝图》的思想基础。《二十四孝图》又是陈少梅先生以传统画题为题材的最后的画作，1964年，终因积劳成疾，猝然辞世。

　　陈少梅的其他作品有《江南春》、《浴牛图》、《丛林远岭》、《小姑山》、《颐和园谐趣园》等。所绘《二十四孝图》册页，当年被人带至台湾，今年初又从台湾辗转流传到香港，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被在京的收藏家购回，使我们得睹这一珍品。

作者：荀短剑

一、坎坷仕途路

    古代社会，知识分子大都积极入世，渴望有从政的机会。正如儒家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苏轼自幼便饱读诗书，且天资聪颖。20岁前他一直在故乡四川眉山学习。宋仁宗嘉佑元年（西元1056年），苏轼同其弟苏辙一同离乡赴京科考，二人皆顺利通过预备考试，翌年春的科举，苏轼又一举进士及第，继以第一流的学者才子之名知于天下。自此，苏轼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再也没能抽身出仁宗之後的整个北宋的政治旋涡之外。

    嘉佑元年11月19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他在任内深受百姓的爱戴，或许是上天在庇护苏轼，任内他曾亲自为百姓求得雨水，解决了旱灾这一民生大事。

    熙宗元年神宗即位，翌年，苏轼出任监官诰院。此时政治上已经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难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援王安石的激进改革，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於法制，而在於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王安石变法般急於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後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排挤。

    熙宁四年（西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无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入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这时的苏轼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好在杭州风景秀丽，苏轼在办完公务後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

    熙宁七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後来苏轼又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西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就被捉拿进京。原因是一群小人为讨好王安石，指称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罪。不久苏轼就被送入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任杭州做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匆匆去，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後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这毕竟是诗，本不应当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已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李定等一干宵小之徒千方百计地欲置苏轼于死地，但神宗皇帝并无杀苏轼之心，最後只定了苏轼“讥讽朝廷”之罪。是年12月28日，神宗皇帝判苏轼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

   “乌台诗案”给苏轼以很大的打击，苏轼的生活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折。元丰三年（西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从1080到1084年，苏东坡的身份就是个农夫、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的眼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著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黄州时期也许是苏东坡最自由快乐的日子，同样我们几乎可以认定苏轼在黄州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就在苏轼以为可以在黄州继续过隐居式的生活的时候，却又被卷入了政治旋涡中。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後来神宗为恢复苏轼名誉，又任苏轼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知事，仅十余日，苏轼又受朝廷之召出任吏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西元1085年），大力推行变法的神宗崩逝，年轻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拔旧派人物，苏东坡奉召还朝，深受太后重用。由於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重新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