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之--智者察同愚者察异

有幸读了严火其先生的一篇名曰:《智者察同，愚者察异》的论文，霎时间茅厕顿开，拨云见雾，对最近相当关注的中西文化之差异，以及相应的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有了大跨步的认识。如下以自己的滤网总结并加以感言。

《黄帝内经》有“智者察同，愚者察异”一说，，察同和察异，基本上可以很大程度的用以各自概括中西方自古对于探索世界或者说治学的内在根本结构。

西方科学讲的是求异。其源头在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的考察中，“研究分为哲学和所谓的“专门学术”，则相当于今天的科学。科学之所以叫科学顾名思义在于分科（从这点上来说中国的传统学问不该以科学命名，例如有句话叫中医不分科。。）对古希腊人来说，研究工作要有具体的对象，没有明确的对象，也就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这个对象是通过定义确定的。定义是从自然界中分离出一类事物，这类事物具有某种共同的本质，从而把这类事物与其它的事物区别开来，成为我们具体的研究对象。　定义的本质是把握事物之间的差异。随着学术的深入，差异中再进而求差异(西医书越来越厚\病名越来越多\药的品种不断更新)，从而深化对自然的认识。“例如‘有脚'是动物科属的一个差异，而‘有脚动物'还得当作一科属，再进而求其差异。……直至无可再分为止。。显然，古希腊科学的显著特点是求异。据说当年有一个异类：赫拉克利特，他的意识形态及对自然的研究态度和传统中国的极其接近，不过因为势单力薄及性格孤僻、恃才傲物。最后被亚里士多德击败，从而决定了世界今后的走向。

而中国传统科学的本质特点则是求同。中国科学不重视事物之间差异的探索，而千方百计寻求自然万物共同的本质。古来贤者认为：人生是短暂的，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对事物的认识，那么到死的时候，你对自然的认识也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智者不该倾注精力去逐一研究世上不同种的东西。例如马或骆驼或昆虫。
　
只对某一事物有具体知识的人，只能认识这一具体事物。他对事物的认识是十分有限的，把握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是不充分的。但如果对天地间的“道”有了足够的把握，到那时，则能兼识一切事物。各家各派无不致力于对“道”的探索和把握。可以说，中国学术以研究和把握“道”为目标。

我国传统也有强调格物致知，甚至有“致知在格物”的说法，也主张认识具体的事物。但并不是如希腊人那样，要认识这个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对传统思想来说，认识个别事物的过程也是认识其它事物的过程；既是为了认识这个事物，也是为了认识其它事物，并且是为了认识所有的事物。而在根本上，万理只是一理，天下只有一理。认识事物乃是为了认识世间万物共同之理，不是为了认识事物间的“异”，而是为了认识事物间的“同”

对中国人来说，知识常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所谓的闻见之知，以感觉为基础；其二是德性之知。闻见之知以感觉为基础，通过感官获得；德性之知不以感觉为基础（靠修行后闭关顿悟获得）。《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见闻之知不仅以感觉为基础，而且过多地沉溺于具体的事物之中，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有害的，它妨碍我们对“道”的把握。
　　

在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专注于德性之知，自觉地远离闻见之知，从而形成了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分离，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闻见之知成为了主要是劳动者的知识，虽然偶尔也有个别非主流的知识分子参与。德性之知则成为知识阶层的知识。由于劳动者自身的不足，闻见之知只能是零星的，并长期局限于感性的层面，难以形成有条理的系统。体现我国传统学术本质和特点的知识是所谓的德性之知，也即求同的知识。

德性之知主要是指以易经的阴阳、五行、八卦学说为基础所展开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几乎延伸到古代中国的各个领域。几乎古代社会所有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生产医药，武术曲艺等所有的理论结构都逃离不出易理。但要说明复杂的自然光靠理论貌似不够。要充分把握具体事物，就不可能完全排斥个别的具体经验。由于不主张对不同种类事物的专门研究，最高的普遍的自然规律必然要用对个别的具体感性和实践经验加以补充。传统医学中，各种草药的疗效是“神农”尝百草尝出来的，望闻问切无一不是通过见闻来感受的。。农谚“秋耕宜早，春耕宜迟”在南方地区就变成了“冬耕宜早，春耕宜迟”。，中国科学并不排斥感性，感性知识不可避免地成为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实践经验积累的意义上说，我国传统科学仍有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是感性经验对我国的传统科学来说，始终是补充性的，不是本质和核心，因此，它对传统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

读后确实耳目一新,谢谢严火其先生的美文!谢谢楼主的分享!

“茅厕顿开，拨云见雾”-----哈哈哈……！高见！！不知是楼主有意为之，还是以讹传讹，应当“茅塞顿开，拨云见日”，怎么写成这样了，特此提出意见，以正视听，有不当的地方，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