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蜀王国遗址出土的遗物从20世纪初问世以来就显得异常的神秘，引起无数人的好奇之心，不断地进行探索和研究。正当人们还未解开三星堆古玉之谜和所处年代之际，年轻一代的考古学家在80年代的新发现使古蜀王国更显得扑朔迷离。三星堆古蜀王国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的人物、动物、植物、飞禽等造型不但栩栩如生，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和珍奇之感，更多的是这些造型的独特性和怪异性蕴藏着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内涵。

    如果说几千年前的古蜀王国是个谜的话，那么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陶、石、玉器、青铜器、金器便是揭开古蜀王国神秘面纱，通向神秘王国，打开神秘之门的钥匙。

一、王国的雄辩证明

    关于古蜀王国起源于何时，从古至今都是一个谜。“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一文中因无法得知古蜀王国建立的时代而发出的感慨。这一感慨使后人对中国的西南在西周以前是否存在着古蜀王国持怀疑态度，即使有，它又建立于何时？由于考古实物资料的缺乏，史学家们也只能根据前人所留下的一些文献资料对古蜀国的起源进行研究推测，但仍无结果。随着考古学科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给人们的研究视觉拓开了眼界，但零星的局部的考古发掘资料因不成系统，加上文献资料的模糊，使稍后的一些研究者们又形成蜀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印象。然而80年代以来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所出土的各种遗迹现象和品种繁多的器物造型告诉我们，大约在距今4100年左右，在中国的大西南就有一个独具特点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存在，她就是神秘的古蜀王国。

    我们确定三星堆遗址是4100年前古蜀王国遗迹的主要根据有：

    1．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以小平底陶罐、尖底器、高柄豆、鸟头把器型为主要文化特征，这些器型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内涵，如滇文化、楚文化、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而自成体系。

    2．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的不同人物造型、面具等，已充分表明当时已有严密的社会组织，大量玉石器成品及半成品的发现、青铜器的出土、雕花漆器的出现都充分说明了古蜀文明已有细密的社会分工，这些器物还表明了当时古蜀人的经济实力和国力的相当强大。单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里出土的武士像和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将军头像”，足以说明当时的蜀人已有一支强悍的军队，且独霸一方，并与中原诸国争雄。但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古蜀人与它国争雄一事不见于传世的史载，然而考古实物资料的出土则雄辩的证实了古蜀王国的这一史事。在殷墟卜辞与周原卜辞中即有“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蜀御”、“蜀射”、“在蜀”、“示蜀”等记载，正由于商蜀之间的不断纷争，故在周武王伐纣之时，蜀为报仇踊跃地参加了武王伐纣的行例，并冲锋在前，使殷人倒戈，故《尚书·牧誓》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反过来，我们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玉戈、剑、石矛、铜戈等礼兵器，正好说明了蜀人好武，出土的具有中原殷商风格的青铜尊、等礼容器则证明了蜀、商之间往来所发生的关系的结果。

    3．从三星堆遗址群中出土的陶镂孔圈足豆、小型的斧、锛、凿和小平底风格的陶器均与近年在成都平原发掘的古城址群宝墩古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都江堰市芒城、崇州双河紫竹古城等所出同类器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们之间有并存发展关系，又有继承之关系。共同的关系是这几座古城址的城墙均为斜坡拍打的构筑方法，城墙的建筑材料均为就地取土，城墙的布局及走向基本一致，均为西北至东南，城内的房屋建筑均为沟槽式并在槽内挖柱洞，墙体为“草拌木骨泥墙”。这些古城在成都平原西北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分布形式。在这群星密布的古城中，新津宝墩古城和广汉三星堆城址属建立邦国最早的两个城址，从这些城址群中出土的器形，特别是陶器中的小平底器高柄豆、高圈足豆等无不显示出同一文化内涵特征。特别是1997年，在三星堆遗址西城墙外约100米的仁胜村发掘出距今4100年以前的墓葬28座，其中还有一座“人牲坑”和“牺牲坑”。“人牲坑”发现一座，人经腰斩后下埋，坑内并埋有完整的象牙；“牺牲坑”一座，一般埋葬肢解后的动物作为牺牲。坑底及坑壁经夯打，十分光滑、坚硬，牺牲埋入坑内也经捶打砸碎。

    这些发现，充分说明了古蜀已处于文明的时代，由此有理由认为古蜀王国的建立至少在公元前2100年即已出现。在这些邦国中，从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当为三星堆这一古城古国最为强大，特别是两坑中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青铜器更加展示了三星堆古蜀王国强于周围邻邦。古蜀王国的考古发现，也与传说时代的虞舜时期大致相当。从三星堆遗址和宝墩古蜀人遗址所出陶器的演变亦可看出古蜀国的发展在成都平原持续了2000年之久，直至西周后在中原文化与诸文化形成大融合之际，仍保留着自己的特色，如尖底盏、虎、鸟纹、手心纹等。可见蜀王国的建立并非是在周失纲纪之后才称雄，也并非是唐代诗人李白认为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所感到的虚无飘渺。

二、森严的等级制

    从古蜀王国遗址出土的一百多个人物刻划、雕塑造型，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铸造和刻划不同人物时，不论在质地、手法还是服饰、造型方面都是有意识地反映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形象和地位。如奴隶或人牲的造型，质地主要选用石材，虽然该类型造像不多，但我们从三星堆遗址的三星村和西泉坎等不同地点发现的两件石雕人像以及成都方池街古蜀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雕人像，均为双手反缚，双膝下跪，石材均为较差的石质，在雕刻的技法上采用圆雕，但只用极简单的线条将大致轮廓雕出即可。其五官、身体、服饰等，不象其他质地的人物造型那样进行夸张或艺术加工，也不象青铜人物的五官轮廓清晰分明。双手反缚呈跪坐人物的石雕像与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跪坐人像相比，更是相形见绌。青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