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由苏轼看文人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关系

作者：荀短剑

一、坎坷仕途路

    古代社会，知识分子大都积极入世，渴望有从政的机会。正如儒家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苏轼自幼便饱读诗书，且天资聪颖。20岁前他一直在故乡四川眉山学习。宋仁宗嘉佑元年（西元1056年），苏轼同其弟苏辙一同离乡赴京科考，二人皆顺利通过预备考试，翌年春的科举，苏轼又一举进士及第，继以第一流的学者才子之名知于天下。自此，苏轼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再也没能抽身出仁宗之後的整个北宋的政治旋涡之外。

    嘉佑元年11月19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他在任内深受百姓的爱戴，或许是上天在庇护苏轼，任内他曾亲自为百姓求得雨水，解决了旱灾这一民生大事。

    熙宗元年神宗即位，翌年，苏轼出任监官诰院。此时政治上已经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难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援王安石的激进改革，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於法制，而在於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王安石变法般急於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後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排挤。

    熙宁四年（西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无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入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这时的苏轼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好在杭州风景秀丽，苏轼在办完公务後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

    熙宁七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後来苏轼又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西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就被捉拿进京。原因是一群小人为讨好王安石，指称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罪。不久苏轼就被送入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任杭州做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匆匆去，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後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这毕竟是诗，本不应当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已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李定等一干宵小之徒千方百计地欲置苏轼于死地，但神宗皇帝并无杀苏轼之心，最後只定了苏轼“讥讽朝廷”之罪。是年12月28日，神宗皇帝判苏轼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

   “乌台诗案”给苏轼以很大的打击，苏轼的生活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折。元丰三年（西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从1080到1084年，苏东坡的身份就是个农夫、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的眼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著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黄州时期也许是苏东坡最自由快乐的日子，同样我们几乎可以认定苏轼在黄州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就在苏轼以为可以在黄州继续过隐居式的生活的时候，却又被卷入了政治旋涡中。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後来神宗为恢复苏轼名誉，又任苏轼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知事，仅十余日，苏轼又受朝廷之召出任吏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西元1085年），大力推行变法的神宗崩逝，年轻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拔旧派人物，苏东坡奉召还朝，深受太后重用。由於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重新执政。

元丰九年，苏轼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任侍读。苏轼进京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对做官已经没有兴趣了。入京以後，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中有一部分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後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苏轼曾力劝司马光采用新政中的“免役法”，但司马光坚决不肯。於是，苏东坡便处於两派的夹缝中间，两面都不讨好。

    元丰九年九月，司马光去世，旧派四分五裂，朝廷陷入派筏之争。为离开是非之地，苏东坡力请外放，终於在元佑四年调转杭州任知事。但元佑六年苏轼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并兼任侍读，因遭朔党排斥，几个月後便被调任颍州（今江苏省杨州市）知事。元佑七年（西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苏轼的职位越高，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郁郁寡欢的苏轼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未获批准。元佑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

元佑八年九月，高太后崩，哲宗亲政，重新推行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裏，於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西元1094年），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今广东省英德）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又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但却依然自得，悠闲地过著清贫的生活。不料京城朝廷的小人们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於他。於是苏轼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疠丛生之地。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

    元符三年（西元1100年）正月，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于五月被赦免了流放之罪。後来于北还途中染病，建中靖国元年（西元1101年）7月28日，苏轼逝世，死时66岁。

二、丰富的文学创作

    纵观苏轼的创作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个人的创作要受其身处的外部环境和个人思想的很大影响，而关键在於超越自我，超越人云亦云的窠臼。苏轼就几乎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东坡体形成的雏形期和形成期，苏轼以柳词的行役题材为切入点，渐次深入到其他词体，同时又以自己习惯的典故、学问的方式填词，先是颇多应景戏谑之作，然後转变为具有严肃创作意识的自觉写作，抒发内心情怀。这为东坡体在黄州达到了顶峰作了铺垫。

   “乌台诗案”後，苏轼被贬至黄州，政治失意反而成就了他诗歌创作的顶峰。苏轼深悟“酒後狂言醒可怕，“平生文字为吾累”，豪放不羁的词风不得不收敛。锋芒毕露、直抒胸臆的感情表达方式，也转向了平淡高远、闲静淡泊的情感内敛型。此前他已在进行自觉的文学创作，努力追求一种艺术的人生境界，创作风格更进一步由豪迈恣肆转向旷达淡泊，高雅超脱，以幽默通达来化解人生苦难，获得对人生的哲学感悟。在任杭州通判期间，有不少清新自然的诗歌为人所喜爱，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後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在密州则写了《超然台记》、《水调歌头‧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这些作品大都充满了安静祥和的人生态度。而黄州期间的文学精品当属此四篇，分别为《赤壁怀古》、调寄《浪淘沙》；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後赤壁赋》，一篇《承天寺夜游》。其中《赤壁怀古》一词气势磅薄，苍凉悲壮，被誉为“千古绝唱”。词中表达了诗人对往昔英雄豪迈的钦慕和自己功业未成的感慨，真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至於《前赤壁赋》则显现了诗人旷达的心境，尤以充满哲理的一段最为让人感悟良深：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而无与子之所共适。”

    诗人被罢黜，心中自是苦闷，但这种苦闷却在自然天地间得以解脱。此赋代表了宋代散文赋的最高成就。小品文《承天寺夜游》描绘了一个澄静月光笼罩下的世界，作者因受打击而倍感压抑的心灵也在此得到了慰藉和净化。全文清秀自然。实为佳作。

    苏东坡少年好远游，生性豪放不羁，踏入仕途後，胸怀经世济时之志。与其性格相应，他前期的诗作往往清新雄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度。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书》），或出人意料，或连用奇妙的比喻，气象逼真，如《游金山书》。而在《密州出猎》中表现出来的“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慷慨激昂情怀和豪迈风格更是以前词家所未有的，被推崇为第一首豪放词的代表作。

    在苏东坡创作的後期，他仕途坎坷，遭到流放贬谪。但是这些人生遭际不仅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增加了他的人生体验。苏东坡其人在朝而为在野，由士大夫，而为底层之罪人。这一社会角色的转换，使苏东坡更接触大自然，更接触底层的日常生活，而且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由原本自然的远隔而为自然的亲子。

    自古以来，失意文人无一不是从名山大川中寻求人生暂时的解脱和欢乐的。而“一切景语皆情语”，在失意者眼中，景物也是灰色的，江山若是如画，也与自己的落寞心情形成强烈的反差，增添哀愁。但是在仕途失意的苏轼眼中，自然是充满灵性。像那条颖水“笑问汝为谁”，调皮地与他嬉戏。

    诙谐幽默的笔调在後期作品中更是常见。当然在前期的创作中，苏轼也有戏谑之作，如《南乡子‧席上劝李公择酒》：“旧日髯孙何处去，重来。短李风流更上才。”以《三国志》孙权的“髯须”典故和《新唐书》中李绅的“短李”典故（李绅“形短能诗”）来分别比喻孙觉和李常，兴会神来，机智幽默，然而意境不深。而在此时的《洗儿戏作》中，“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既是一种戏谑，又是对自己现在处境

三、政治生涯与文学的关系

苏轼在一生中两个最苦闷难过的时期创作出了最好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政治失意反倒成就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政治生涯中遭受的迫害，使苏东坡的通脱恬淡和旷达超速成为了一种内在的需求与必然。他以此来应付政敌的迫害、环境的艰难和信仰的危机。面对人生困境，苏轼没有逃避，而是选择了超越，使其文学作品充满了巨大的吸引力，也成就了苏轼独有的人品和文品。

从苏轼身上得出的结论是：政治生涯的坎坷促成了文学成就。那又是为何政治生涯的坎坷能促成文学成就呢？

首先，仕途上不得志或者说是政治生涯的坎坷会让文人的性格乃至人格都清楚地显现出来。

真正性格坚定的文人是可以在不得志的苦难中超越自我的。苏轼没有在打击中平庸沉沦，因而成就了他自己，也成就了他的文学创作。倘若文人们都能走出政治失意的苦闷，那麼说明文人的心胸开阔了，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所体现的关於人生变与不变的哲理。如此的文学作品和胸怀怎麼不令人称叹？正所谓苦难成就人生，一个没有经历过风吹雨打的文人是不可能有很大成就的，这个从唐代诗人孟浩然身上就可以得到证实。他的诗歌虽然自然亲切，但缺乏丰富的思想内容，因为他未涉足过政治，没有经历过苦难的生活，只是平淡安静地度过了一生。

历史上如李白、杜甫、辛弃疾等文人，虽然他们经历的道路不同，但他们却无一例外的拥有十分坎坷的政治生涯。有一首评论历史的上这样说：“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作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雅。”极言隋炀帝和王安石若在政治上不得志的话，王安石将成为更大的文豪，隋炀帝则能成为一个才子名士。这种判断在历史已成定局後是不无道理的。如果曹雪芹压根儿没有经历过从政的失意和时事的无奈，他还有没有要写一部《红楼梦》的想法和毅力？青楼裏吟花颂月的名人不少，但是其中可列入文人行列的，并且诗词流传至今的名人始终不及那些在政界中混著，或得意，或失意的文人多，名气大。明末清初有一首诗说：“眼前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秋。若使当时成大厦，亦应随例作凡尘”，是说在政治上的失意，也未见得全是坏事，却极有可能在文学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其次，政治不得志只是政治生涯中的一部分，但却是文学创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这几乎是中国文人的共性。

这是与中国独特的文人政治体系密不可分的。文人治国是中国的一大传统，也是中国迥异於西方国家的独特之处。而文学本来就是文人用以进行自我人格建构与社会建构、用以作为仕途晋升的艺术载体，所以，由文人所引发的政治层面的变革与运动必然会波及到文学层面的变革与运动，而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大多是身居高位的庙堂文人、体制文人或官方文人，因而，政治生涯对於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甚至是终极性的。这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封建时代每一个文人的政治生涯整就是各种各样的史书材料，有喜、有忧、有得、有失，把它融入到文学中那定然会形成一本气象万千的史书。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政治生涯特别是相对坎坷的政治生涯是一种丰富的人生经历，而这种经历可以扩大文人的视野，宽广文人的心胸，锤炼文人的性格。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如果中国古代的那些文学大家没有各自坎坷又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涯，那他们几乎不会成为文学大家。就像苏轼，如果没有新旧党争，外放岭南，就没有“日单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如果没有“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赤壁，就没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就没有至今脍炙人口的苏子黄州“一词二赋八诗”……

在中国，几乎凡大政治家，也皆为大文学家。唐太宗诗好，他的大臣房玄岭、虞世南、魏徵的诗都很好。历代象曹操、诸葛亮、柳宗元、王安石、苏轼、范仲淹、曾国藩等出相拜卿的人物是如此；遭人陷害为国捐躯、为理想殉道的屈原、岳飞、文天祥、于谦也如此；当代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也皆如此。今人评论苏轼的诗、词、文章、书法甚至画作都堪称极品，无与伦比，我们很难想像，如果苏轼没有如此波澜壮阔和充满传奇色彩的坎坷政治生涯，他能不能还有如此的气势。所以，真正的文人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生涯中锻造出来的，否则便不可能成为更伟大的文学家。

再次，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主流是士大夫们的文学，而士大夫的个人文学创作和人生理念毫无疑问是和个人的政治生涯紧密相连的。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几乎可以认定，服务於平民百姓的文学是不存在的，中国的文学无论是创作群体还是欣赏群体，主流都是属於士大夫的。还是以苏轼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苏轼在北宋中晚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一直扮演著一种奇怪的角色。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但正是在这里，反映出他的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
　　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於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士大夫，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裏如一的精神。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作为一个富於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著的品格。
　　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毫无疑问，苏轼上述心理中实际蕴藏著比一般直接流露的悲哀更深沉的悲哀，包涵著自我麻醉、苦中作乐的成分，这种心理使他的文学创作削弱了激情的强度，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不仅是时代文化的产物，而且毕竟表现出在更为高远的立场上观照社会与人生、处理个人不幸遭遇的宏达情怀。
　　苏轼的朋友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作为一个封建时代士大夫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苏轼为後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他身上既有文人的普遍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藉由苏轼身上文人的普遍性，我们便不难得出政治生涯可以促成文学成就的结论。进而又可以总结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即政治与文学是不可分离也是不可能分离的。因为即便象老子、庄子这些被後人视为出世隐遁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没能忘情于政治，虽然远避“庙堂”，他们却宏篇大论，著书立说，抨击政治，他们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参与世事罢了。

十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