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丹经武学--循经太极拳培训中心网站
  [Search] 搜索   [Recent Topics] 最新主题   [Hottest Topics] 热门主题   [Members]  会员列表   [Groups] 返回首页 
[Register] 会员注册 / 
[Login] 登入 
大儒 王弼  XML
论坛首页 » 儒学纵横
前往:
发表人 内容
儒子
8、英侠           英侠隐长途 默然识自身 导引推真法 数术始称心

注册时间: 16/11/2020 14:29:56
文章: 333
离线

人的生命有长有短,有人高寿却默默无闻;有人寿短却光照千秋!

少年奇才王弼,在他短暂而有限的24个春秋中,却在经学、哲学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人一出生,就面对万象纷呈的现实世界。是随遇而安、逆来顺受、人云亦云,还是遇难而上、勇于进取、有独到的见解,是每个人都必然要遇到的事实,却不是人人都能表现出他的创新精神和思想特色。

天才王弼一出世,所面对的世界,正是矛盾尖锐、激烈而复杂的曹魏正始时期。

在东汉末残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曹魏政权,虽经曹操、曹丕的苦心经营,中原地区得到了一些恢复,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但从魏明帝开始,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发展到了剧烈的阶段,国家面临严重的危机。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站在曹氏集团一边的王弼,一面从政治的需要去研究社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复杂的社会现实,也促使他从万千的现象中去深入地认识世界,从哲学的高度去探索世界的奥秘。由此创建了以《老》、《庄》、《易》三言为基础的魏晋玄学。他引道入儒,既研究经学,而又以老子道家的学说贯串其中,形成儒道结合,而以道家思想为主流的新时代的哲学体系。在我国思想史、儒学史、哲学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世代书香 幼而察惠

王弼,字辅嗣。山阳郡高平人(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两城。一说今山东金乡县)。魏黄初七年(公元226)生。卒于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死时年仅24岁,只有短暂人生的王弼,却成了当时的一位重要哲学家。这与他的家世和自身的勤奋都密不可分的。

王弼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他那些值得一提的先辈有:东汉顺帝时做太尉的王龚,因为贤达而名为高士。其子王畅号在“八俊”之列,汉灵帝时官拜司空,以训释包括《周易》在内的“五典”着称。畅子王谦,为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长史。谦子王粲,为建安七子之首,是有名的大文豪。三粲年少时,得到当时着名学者蔡邕的赏识。邕有书万卷,曾载数车书赠与王粲。王弼的祖父王凯与王粲是族兄,为避战乱,两人一起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很赏识王粲的才华,想把女儿嫁给他。但王粲形貌丑陋,身体虚弱,而王凯却仪表堂堂,风采照人。所以刘表把女嫁给了王凯。王凯生子王业。其后王粲之子因罪被诛,王业就过继给王粲为嗣。王粲的万卷书,全部归王业所有。王弼生在这世代书香之家,自幼受到知识的熏陶。万卷图书是他良好的读书条件,王弼自然得益不少。他的祖辈研治古文经学,又兼治《老子》。所以,王弼受其影响,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也包容了老子的学说。刘表占据的荆州,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后汉书·刘表传》)。一时间,形成了有着名学者宋忠在内的荆州学派。宋忠重视《易》学和扬雄的《太玄》。王肃18岁曾向宋忠学《太玄》,后来以儒道兼来的思想注经,成为魏晋玄学的先导。而王弼的祖父王凯和叔祖王粲也到了荆州,刘表还是王弼的外曾祖父。王弼祖述王肃之说,所以,王弼后来研究《周易》《老子》,无疑也受到了宋忠、王肃思想的影响。

少年王弼不仅从小学习、研讨儒、道,常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少年。他知识丰富,能说会道,思想敏锐而深刻;他不追求文章辞藻,却有真知灼见。从十多岁开始,就特别喜欢老子的学说。老子无为的思想、思辩的哲学,庄子逍遥于天地之间,汪洋恣肆,通脱善辩,对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喜欢游乐于山水之间,大自然广宽的天地陶治出他旷达的性格;音乐之美又使他超拔于自然之外。深思敏察的王弼,从中增长了不少见识,扩大了眼界。大自然是美的,而社会现实却触目惊心,复杂而又残酷。现象只是表面的,这个中的原因和关系是什么呢?于是,儒家的学说,老庄的思想,大自然的美,无情的现实,一齐在少年王弼的头脑中产生了奇特的反映。认识现象,研究问题,探索本原,这就使他年纪轻轻就很快接触到了社会政治、哲学等重大而深刻的问题。

二、才识卓出 英年早年

年纪未上20岁的王弼,对哲学问题已有了相当深度的研究。对已成为时尚的玄学思想,也作过深刻的思考。所以,年轻的王弼在当时已小有名气。有一天,王弼去拜访他的父辈裴徽。裴徽当时虽然只是个吏部郎,但在思想界却享有盛名。裴徽一见王弼,就很惊异,竟至马上把当时哲学领域的尖端问题向王弼提出来,他说。“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世说新语·文学》)这是关于有与无、儒与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看来,当时立学对贵无的理论已经确立,但对其中纷然杂陈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用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问题去问年轻的王弼,足见裴徽对王弼的看重了。王弼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和体会,明确而又简洁地回答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圣人指孔子。玄学家既尊孔,又崇老,可见当时儒道合流的事实。王弼的回答,就照顾到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妥善地摆正了孔子与老子的地位,把儒道融为一体。他认为,无与有、本体与现象,结成了一对反复循环的关系。“无”不可以直接训说,必须通过“有”来阐明。孔子由于对“无”有了深刻的体验,尽管从不说“无”而只谈“有”,但处处都揭示了那隐蔽着的宇宙本体——无。而老子对“无”直接训说,却只停留在“有”的现象领域,而不能上升到高层次的体“无”的境界。这就把前辈学者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起以无为本,现象与本体相结合的哲学体系。从王弼胸有成竹的回答来看,他已对老子作了深人的研究,并对《老子》作了注。

这件事很快就在学术界传开了。不久,倡导玄学的首领、任吏部尚书的何晏,本来早已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却未能解决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还本注释完《老子》一书,一听到这消息,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去见王弼。年轻的王弼面对有名的何晏,毫无忌讳地将自己注《老子》的主要思想讲给何晏听。这一讲,本是学术探讨、晚辈向长者讨教的意思,岂知王弼用那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讲出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些问题又恰恰是何晏赶不上的地方。此时倒像是王弼在向何晏讲学了,把个何晏听得哑口无言,只能“诺诺”称是而无法讨论,更不能拿架子以长者的身份阐说自己的观点。何晏回去后,不再作《老子》注,而把自己的思想写成了论文《道德论》。

何晏因此极为赏识王弼,由衷地称赞他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所谓天人之际,就是人们对天道、自然与人的关系这个重大哲学问题的思考。王弼如此年轻,就已涉及到当时哲学领域的关键问题,何晏自然很器重他。恰好黄门侍郎的位置空缺,何晏有意提拔王弼。这时曹爽专擅朝政,他手下的丁谧有意与何晏争衡,推荐高邑人王黎。结果曹爽用王黎为黄门侍郎,而王弼仅补上了一个台郎之位。

王弼本是思想深刻、才识卓出、善谈玄理之人,而对做官的具体事务既不关心,也不是他的长处,所以他在官场上并不得意。王弼刚补职位很低的台郎时,曾经拜见曹爽,在这次难得的单独会谈中,他只是大谈了一通抽象的玄理,一点儿也未涉及其它方面的事。结果遭到曹爽的嗤笑,也失去了一次晋升的机会。曹爽在思想上显然与王弼不属同一层次的人,王弼那些高深的理论,曹爽哪里懂得它的价值?此时的曹爽,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在与司马氏争权的斗争中占上风。而王弼却不能察颜观色,对手握大权的曹爽见机行事,反而口若悬河地去谈一些在曹爽看来一钱不值的废话,他遭到曹爽的冷落当然是很自然的了。王弼在世俗的为人处世事方面确实存在很多毛病,他“为人浅而不识物情”,缺乏在官场应变的能力。又“颇以所长笑人”,清高自负而瞧不起别人。他善于论辩,论辩时不留余地,不留情面。淮南人刘陶善谈纵横,为大家公认,他却常常弄得刘陶下不了台。所以,他也得罪了不少人。王黎、荀融当初与他都很友好,后来都把关系搞僵了。

正因为他不善做具体事务,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哲学的研究中,所以,在魏正始十年,他那小小的台郎的位置也弄丢了。当年秋天,年仅24岁的王弼,被时疫夺去了生命。一代奇才、一颗智慧之星从此消失了。

王弼人虽死,但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写了很多着作。据史载,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还有早已佚失的《王弼集》5卷。他创建了自成一家的哲学体系,在经学、哲学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当时,以至后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注经解义 畅述哲理

王弼处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他不关心那些争权夺利的具体事务,却能通过社会现象,去设计完美的政治理想。他从历史的、哲学的高度探寻现象与本体、名教与自然、人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构筑起超越前人的哲学体系,创建了不朽的伟业。

自汉武帝以来,儒家经典就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工具。但随着历史的变革、时代的发展,儒学实际也已走到了非要变革不可的地步。汉儒烦琐注经的旧习,只能引起人们的厌恶。如何结合现实的社会政治,找出一个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政治理想,是时代的要求。曹操以刑名之学治国,造成了上下离心,政局不稳的局面。王肃以今古文经学,再引进道家思想进行设计的努力,也只是在学术界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决心献身于哲学事业的王弼,一扫汉儒烦琐、迂腐、无用的弊端,融合儒道两家有用的学说,从汉儒的注重传注训诂,转向于义理的诠释;从汉儒的注重《春秋》,转向重视《周易》,摒弃汉儒治《易》中的象数传统和迷信色彩,而用义理解释《易》经;把传统的重天思想,转变到注重人事。借鉴《老子》的“无为”思想,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这就给病危的儒学注进了新鲜的血液,建立了以道为主、儒道结合的新时代的新思想。王弼成了魏晋玄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也代表了魏晋时期哲学领域的最高水平。

人类在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渐深入、了解世界。通过万事万物的现象去了解事物的本质,探索世界的起源,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历代哲学家的努力,已开辟了道路。到了魏晋时期,哲学研究产生了一次可贵的飞跃。天才王弼对哲学的主要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以无为本”的本体论

王弼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世界的现象,即各种具体事物都是“有”,“无”是“本”,“有”是“末”。“无”是“万物之宗”。“无”能生“有”。他的“无”,有时又称为“道”。他认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第四十章注)卢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他把“无”看成是万事万物的本原,”所以一“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行传》引王弼语)他把老子所说的“道”也用“无”来解释。他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论语·述而》邢眝疏引王弼《论语释疑》)这就是说,“道”就是“无”,所以“万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老子》第三十四章注)

“无”,或者说“道”,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万物之宗。他说:“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老子指略》)叫不出名称,看不见形体的某种东西,是世界万物的宗主,它不是人们的眼耳口体等感官所能感知的。它“无状元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不可得而知。”(《老子》第十四章注)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东西,“无之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老子》第十六章注)人们感知的只是现象,而“在象则为大象,而大象无形;在音则为大音,而大音希声。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故隐而无名也。”(《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大象、大音这种本原的东西,是看不见、听不到的,而各种事物、现象却是由它形成。正因为它“无形”所以就只好称它作“无”。也可以叫“道”,“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老子》第三十二章注)“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论语·述而》邢眝疏引王弼《论语释疑》)”道*和*无一能生成万物,又存在于万物之中,谁也不能叫出它具体的名称来,只能意会而已。王弼又借用古代“五行”的学说,而赋予它新的意义。他说:“天生五物,无物为用。”(《老子指略》)五物,又称五材,即金本水火土。它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五种基本物质,是“有形”的东西,与生成万物的“无”是矛盾的,所以,有形的五物依靠“无”才能发挥作用,产生万物。“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刚。”(同上)那仍然是没有寒热刚柔、不能感知的“无”。他借用老子的“无”来表达他自己对生成万物的原始物质的认识。这个“无”才是本,而一切的表象都是末,是由“本”产生出来的。

这种不能感知的细微物质又是怎样生成万物的呢?他说:“中和备质,五材无名也。”(《论语·述而》皇侃疏王弼《论语释疑》)无名,即无形。以无形的“五材”,即细微物质,通过“中和”的形式而生成万物。他的“中和”,不是有形物的掺合,不是保持物质原有特性的物理过程,而是通过化学的过程“中和”出有新特性的新物。他说:“其为物也混成。”(《老子指略》)“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混成”的过程是看不见的,“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成之不如机匠之裁。”(《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它不像机匠剪裁那样,用有形物来拼合。人们最能感受、也最能反映这一过程的是“五味”的“混合”。“至和之调,五味不形”。(《论语·述而》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完全是形成新物的化合过程了。

产生新物的这个过程,也不是“天”有意志、有目的行为结果,因为这些细微物质是“先天地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而为“天下母”。所以“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老子》第五章注)。万物自然生成,这就摒弃了神化的天命论。

王弼对天地的生成和万物生成的看法,表明他已确知有某种具体的细微物质,却因科学的水平,又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只好把它叫“无”。许多后辈学者把他的“无”理解为虚无不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也怪不得了。唐代刘禹锡和柳宗元可算王弼的知音。“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刘禹锡《天论中》)。“独所谓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无”即是无常形之物,却能生成万物。

“无”能生“有”,“无”是万物之本,而一切具体事物都只是“有”,是“末”。所以要“以无为本”,“崇本息末”。自然界的这个规律,人类社会也应当遵循。所以治理国家应“无为而治”。王弼并未陷于空谈哲学理论,他从社会政治入手研究,把社会现象也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实际上,他是想用高层次的哲学理论来指导社会政治。

(二)“无为而治”的治国谋略

曹魏正始时期,我国的北方虽然取得了局部的统一和相对的安定,但全国尚未实现统一,曹魏政权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王弼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如何理顺各种关系,以达到大治的政治谋略思想。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王弼得以显示才华的难得机会。

王弼认为:“处困之极,行无通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周易·困卦》注)处于困境之时,正是有识之士出谋划策的好时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变化有相通之处,所以,“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周易·黄卦》注)要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规律,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采取正确的治国方法。“以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政)治国则奇兵起也。……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 (政)治国,立辟(法)以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这里的“道”和“本”都是指“无”。这个“无”,是哲学概念“无”的具体运用,在治国问题上,就是要抓住根本,而不纠缠枝节,国家就能大治。相反,只注重政权的威势、刑法的苛烦,只能导致频繁用兵,结果不仅不能治理好国家,而且可能导致失去天下。如何处理“本”“末”,是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

王弼多次提到“崇本息未”、“崇本举末”、“崇本统未”几个说法。“息”与“举”“统”似乎矛盾而令人不解。实际上,“统”“举”,是就“本”与“末”的关系而言的。本,是本原、根本。它可以在社会政治中起主导作用,它统摄各种表象,所以,应当“崇”或“举”。“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论语·阳货》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抓住了“本”,即“无”这个纲,对具体问题就能处理恰当。“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老子》第十一章注)“息”是对“本”“末”的具体处理而言。把握住了“本”,对各种具体现象可以采取不同办法。有的要掌握它,所以要“举”,有的则应取消或限制,所以要“息”。了解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抓住问题的关键、根本,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说:“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老子》第三十八章注)以母子的关系来比喻本与末。所以,他在《老子》第五十二章注道:“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治末不治本,舍本逐末,“皆舍本以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就只能导致国家的混乱和衰败。

抓住“本”这个治国根本,最终实现“无为而治”。在实施过程中,它并不是僵死的教条。针对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王弼认为还应有灵活性,要有应变的能力。“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周易略例·明卦造变通爻》)对各种具体情况采取恰当的方法灵活处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尤至难者也。”(《论语·子罕》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权力的运用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要合乎“道”,所以应把握和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为随而令大通利贞,得于时也;得时则天下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于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故随时之义大矣哉!”(《周易·随卦》注)不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必然自取灭亡。“为随而不大通,逆于时也。相随而不为利正,灾之道也。”(同上)可见正确估计形势,正视现实,而采取正确的措施治国,是至关重要的。

处于乱世(或各种制度尚未完善)而急需变革的创始时期,一国的君臣、有为之士还应奋发有为、刚健积极,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应天顺民。“夫能辉光日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周易·大畜》注)。“成大事者,必在刚也”(《周易·小过》注)。修德而成大事,也要刚健有为,创立新制。“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当其人,易故而法制齐明。……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贤愚有别,尊卑有序,然后乃亨。”(《周易·鼎卦》注)新的制度也应顺应时势合理制定,这才能走向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创始阶段,需要确立制度,包括名分等级。“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老子》第三十二章注)这样,“上守其尊,下安其卑,自然之质,各定其分。”(《周易·揭卦》注)上古朴散之时如此,变革时期也是这样,一执古之道,可以彻今,虽处于今,可以知古始”(《老子‘第四十七章注)。借鉴古制,根据时代需要创建新制,“创制不可责之以旧”(《周易·蛊卦》注)。不能死搬硬套,而要有创新,这是君王有为 之时。

制度确立之后,就应该无为而治。顺应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老子》第二十九章注)。“圣人达自然之性,杨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同上)。“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虽不为,而使之成矣一”(《老子》第四十七章注)。只要真正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就不会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社会,社会就会得到治理和发展。相反,只会失败。所以,“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老子》第五十八章注)。“以无为为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老子》第六十三章注)。无为与顺应自然是一致的,它可以使天下大治。

治理得法可以使国家局势稳定。安定可以使社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所以,“国之所以安,谓之母”(《老子》第五十九章注)。作为国君,首先要能胸怀全局,高瞻远瞩,而不能鼠目寸光,固步自封。“夫执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执一国之量者,不能成国,穷力举重,不能为用”(《老子》第四章注)。要有远见卓识,而又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尤需“以清廉导民,令去其污”(《老子》第五十八章注)。不刻意追求好名声,如果“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老子》第四十四章注)。不要为名利而亡其身。要做到“威而不猛,不恶而严”(《周易·颐卦》注)。“既公且信,何难何备?不言而教行,何为而不威如?”(《周易·大有卦》注)国君的形象和威信是靠自己的行为树立起来的。如果用人得当,国家自然大治。

国君用人,先无要大公无私,“夫无私于物,唯贤是与(举),则去之与(举)来皆无失也”(《周易·比卦》注)。罢免和提拔都以贤能为标准,“不以物累心,高尚其志”(《周易·大有卦》注)。就不会出差错。“故人用其力,事竭其功,智者虑能,明者虑策,弗能违也,刚众才之用尽矣”(《周易·损卦》注)!上下齐心协力,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国君无为而国大治。

无为而治可以使社会各方面处于自然的和谐和系统的稳定。权力和刑罚的使用要有限度,不能破坏社会的自然和谐。人们的利与欲的思想是实际存在的,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只是人们不能过分追求。因为物极必反,走到极端就有害了。“求之多者,攻之者众,为物所病,故大费、厚亡也”(《老子》第四十四章注)。想得多反而会失去更多。“贪货无厌,其身必少”(同上)。要顺其自然引导人民。如果统治者利用权力,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穷奢极侈,“离其清静,行其躁欲,弃其谦后,任其威权,则物扰而民僻(邪),威不能复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老子》第七十二章注)。国君自己丧失威信。滥用权力只会使整个社会不自然和谐。“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老子》第四十九章注)。只会弄得社会动荡不安。应该“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物”(《老子》第三十六章注)。“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观感化物者也……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周易·观卦》注)。所以,国君所为,影响一国风气,上行下效,“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老子》第五十七章注)。倘若“我之所欲为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同上)。统治者无为,不多欲兴事,百姓自然纯朴而安乐,社会自然安定。一民之所以僻(邪),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其下也”(《老子》第七十五章注)。因此,社会的混乱是由统治者们引起的。“夫恃威网以使物者,治之衰也”(《老子》第六十章注)。仅靠威权来治国的,正是虚弱的表现,是一个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当然,必要的制度和刑罚还是不可少的。但必须赏罚分明,辅之以仁德,才能更好地引导人民和治理好国家。“夬者,明法断严,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施而能严,严而能施,健而能说,美之道也”(《周易·夫卦》注)。德与刑并不是对立的,都是治国中必需的手段,只是要处置恰当。“刚柔正而位当,则邪不可以行矣”(《周易·既济卦》注)。一切邪恶的现象都不会再出现。

汉以来的名教(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思想)之治,随着社会的变革,经学的衰微,已经暴露出严重的缺陷,曹操的刑名之治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此时,必须要有新的理论来纠正名教的弊端,才能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王弼认为,自然是名教之本,名教出于自然。本,即是“无”,所以要无为而治。名教对维护国家的等级制度、封建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名教是要讲的,但它毕竟是具体表象,是“有”,它出自于自然这个本,所以更要注重自然。“万物以自然为性。”“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老子》第二十九章注)。国君如果抓住了这个根本,人们友好相处,六亲和睦,尊卑有序。不强调名教这个“有”,也能理顺名分等级秩序。他说:“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则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注)。这里,透露出一点消息,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履行在封建制度规定下的基本权利。人,以及他们的行为,都从自然之本产生,忽略这个“本”的事实,是违背自然的。他在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中加上了道家的“无”,把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内部关系首先理顺,家治则国治。“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老子》第十八章注)。家和国治,没有件送、暴虐,没有奸邪,国家回归自然之本,也就无所谓孝慈、忠臣,名教也不必过分注重了。

六亲和睦,上下相安。人生来是无善无恶的。它是“无”在人身上的体现。圣人也是人,只是圣人与几人对“无”禀受的深浅不同而产生了差异。圣人与凡人一样,也有“五情”。他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而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圣人不是无情的木石,他们也一往情深,有喜怒哀乐怨。这是人生来不学就会的自然之性。只是他们的智慧高于常人,能够深刻地领悟“无”,又不至于沉溺于情欲而不能自拔,不为“情”和“物”所累,·这才是他们与凡人的不同之处。这就把神化了的圣人变成了真正的人,填平了圣人与凡人之间的鸿沟。这就使人们对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认识,提高到了理性的高度。

用义理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用注经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谋略。这是王弼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利用儒家经学传统的影响,把自己的思想体系巧妙地贯串在注文之中,他打破了汉以来僵化的思维模式,可说是追求思想解放的先锋。他以儒道兼采、以道为主,创立了魏晋玄学的思想体系,对儒学研究的转变起了功不可灭的积极作用。王弼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广泛而深刻,从哲学的“无”与“有”的关系,深入到各种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诸如言、意与象的关系、动与静的关系、一与多的关系等,无不细致地加以探讨。还包容了创作、欣赏、伦理、美学等众多的领域。他不仅在魏晋时期的哲学、经学、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影响到文学创作、以及佛道两教在内的宗教界。其后文学上的玄言诗、山水诗及田园诗,不能说与王弼的玄学思想和崇尚自然无关。而宋明理学则是在王弼重义理、善思辩的基础上发展的结果。少年奇才为时人和后人所重,是与他所做出的贡献分不开的。
儒子
8、英侠           英侠隐长途 默然识自身 导引推真法 数术始称心

注册时间: 16/11/2020 14:29:56
文章: 333
离线

儒子
8、英侠           英侠隐长途 默然识自身 导引推真法 数术始称心

注册时间: 16/11/2020 14:29:56
文章: 333
离线

儒子
8、英侠           英侠隐长途 默然识自身 导引推真法 数术始称心

注册时间: 16/11/2020 14:29:56
文章: 333
离线

 
论坛首页 » 儒学纵横
前往:   
Powered by JForum 2.1.8 © JForum Team